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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陈永贵大寨搞“红色恐怖”?(2)

核心提示: 但是陈永贵似乎是一个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泽东恰在这时将他请到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这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   “粮田达不到七百五十亩吧……地亩也变,产量也变。

“给参观人员说,粮田七百零五亩,粮食总产五十六万八千斤,亩产八百零五斤。”

陈永贵就这样安然地渡过了他的第一个危机。可以肯定他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教训。经济问题一旦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无所谓眼前的公正,农民以至整个农村的追随政治也就成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劳动模范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大队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声望已经足以号令全县。他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主持了群众集会,他原来的上级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这些人现在统统成为“被告”,罪行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片愤怒的叫骂中纷纷表示认罪。然后陈永贵起身发表演说,号召他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向旧的权力机构“造反夺权”。台下群情激奋,聚众已逾万人,其声势的浩大,为本县史无先例。几个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真理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昔阳,整个晋中,整个山西,整个中国”。两天以后,全县32个农民造反组织一致推举陈永贵为领袖。这些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宣布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是为“二一一夺权”,陈永贵则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成为总指挥。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的指挥中心为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取代,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曾经野心勃勃地说过“打倒皇帝做皇帝”,现在,仅仅两个月里,他便在这个内陆省份拥有了无上权威。

这整个事件犹如戏剧舞台上一个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陈永贵被称为“救世主”,“是统一千万群众意志的无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后的论者却以“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来贬损这位风云人物当日的气概,说这一事件其实只是“显示了陈永贵等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对于他的种种赞颂则属于“肉麻”和“狂妄”。所有这些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狭。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野心家和投机者如果敢于将自己的行径公之于世,在百姓们中间就会失去受仰慕的基础,甚至会引起万民的唾弃。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曾在陈永贵夺取权力的那些日子里见到。陈永贵的奋斗精神和率领一方赤贫自给自足的经历,虽为官方所张扬,但应当承认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农民,而非政治投机中的帮凶。人们认为他是农民当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乐园。这个乐园,那些官员们已经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了十几年,却始终只是水中之月。所以,当日对陈永贵的种种颂扬虽属阿谀不实,却不能不说乃是出于某种真诚。类似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陈永贵最后的失败,也并不在于他到目前为止的政治投机行径如何卑劣,而在于他在今后的岁月里,没有能够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甚至还使现实的发展距离农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遥远。农民在日后终于无法忍耐对他的厌恶,正如现在抑制不住对他的崇敬,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但是,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中国农村具有极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蛮的影响,则属无疑。这些东西不仅属于这个小小的村庄,也属于把它推向社会潮头的那个时代。这种背景充其量只是激发了一个农民传统精神世界里阴暗的一面,而不是凭空地造就出一个现代的阴谋家。

陈永贵在夺取权力之后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仍然不外乎生产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的生产问题乃是一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事,直到这时他也没有试图在这个领域里占有至尊无上的位置,而且还能承认要向其他地方学习新的耕作技术。但是政治问题就大不一样,按照列宁的理论,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便需随时随处地进行,没有什么可以例外。这个目标使得“一地之经验号令全国”成为合乎逻辑的施政要则。具体说来,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动,把共产党“全面专政”的理论变得具有实行操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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