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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合伙江青成功扳倒“刘、邓”内幕

核心提示: 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给他们加上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点上,刘少奇、邓小平坚决予以抵制。

林彪合伙江青成功扳倒刘少奇和邓小平

毛泽东、林彪、刘少奇接见红卫兵(资料图)

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毛泽东重新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与刘少奇身陷逆境,虽然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还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党的九大则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给他们加上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会前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有两大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增写的。这是两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引用的“毛主席语录”: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当时,不仅与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就是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这段话指的究竟是谁。他们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无所知。

会后,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煽动下,各地青年学生开始起来“造反”,混乱局面开始出现。

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为了控制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于6月初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各省、市委也相继采用了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运动的方法,力图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正确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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