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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是如何从国家主席位置上跌落的?(5)

核心提示: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打断他:“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此时,已是狂风乍起,山雨欲来风满楼。

刘少奇只有在痛苦中反思的权利,只有检讨和被批判的权利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一片大乱。尤其是毛泽东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造反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席卷全国。

8月18日,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红旗飞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挥舞着红宝书,口号声此起彼伏:“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顿时一片欢腾……

这是刘少奇降职后第一次上天安门。休息时,他默默地坐在一把藤椅上,默默地点燃了一根烟,默默地吸着。

当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时,刘少奇同他攀谈:“我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无话可说,无奈地笑了笑,走了开去。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集中精力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行反思,写检查。

9月中旬,刘少奇写出《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努力按照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口径,检查自己在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7月18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

刘少奇在检讨中还对历史上一系列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尤其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内容,对自己的错误“加码”。

检讨写完后,刘少奇将检讨稿报毛泽东审阅。

14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刘少奇马上给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信说: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再酌加修改,再做报告。关于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

9月19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承担了主要责任。林彪、陈伯达、康生在会议上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毛泽东并没有这么看。他在24日、25日的会议上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表态已经于事无补。

此后,刘少奇并不是每次会议都要出席,直至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也就不可能参加任何会议。

除了作检讨外,刘少奇逐渐远离了决策层,但并没有远离“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开展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林彪在会议上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和攻击:“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这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第一次上升为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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