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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2)

核心提示: 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他们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给毛主席的信,托到会的江青转交毛泽东。

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从毛泽东和江青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有的书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的策划组织者是江青,不错,但事实表明这“策划组织”是毛泽东建议或允许的。正因为这样,姚文元这篇文章成为他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战略中的一步棋,第一步棋。二、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北京“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三、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秘密的,“保密的”,在政治局委员中除了柯庆施以外,谁都不知道;文章写好后,毛泽东建议“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江青则说,“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从江青的说法可以看到:第一,所谓“中央领导同志”,除毛泽东外,既没有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也没有总书记邓小平。至于彭真、陆定一,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从组织程序上讲,他们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第二,所谓“他们扼杀这篇文章”,这个“他们”,当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事实也正是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受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这还了得!然而,说不定,这正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正要造成的一种局面和情势呢!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确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棋”、“一把火”,这在党的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表述。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的林彪做的九大报告,在叙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这一节中说:“……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批判吴晗,矛头指向的是北京市委,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及“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通知》集中了毛泽东半年多来的所思、所想、所谈,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谜”,十分值得人们深思。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只因为吴晗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海瑞罢官》,而其“要害是‘罢官’”,即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好像说不大通。这样做,充其量只不过能提高或增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给他扣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怀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腾彭德怀的问题,对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远远不够。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尽管当时也云里雾里搞得沸沸扬扬,并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和筹码。实际上重要的问题和原因恐怕是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牵一发而动全身”,整吴晗可以作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处。毛泽东本来赞扬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点了名,但说它没击中要害,即未点“罢官”;后来,即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却又说:“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这击中敌人的“要害”又是指什么呢?显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为揭开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问题”架了桥,开了路。1966年第9期《红旗》杂志在《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论中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用以激怒北京市委,这恐怕是真正的底蕴和天机。

评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没有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及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就不要搞了?显然不是。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和开辟道路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心中,在长期“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历史情势和局面下,是非搞不可的。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等人谈话时指出:

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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