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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案:28000余人被株连受刑事处分(2)

核心提示: 荣耀苦难 刘少奇平反已经三十年,但直到现在,对刘少奇一生的宣传和研究仍同他在革命、建设中做出的贡献不相称;写于1968年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将被病痛折磨的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 “装糊涂”。王光美是什么人?”

在一份写于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中,黄峥看到这样的文字:“据大夫检查:刘的神志不大清楚,表现定向,辨别不清,表情呆板,对问话没有反映,说不清一句完整的话。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在穿衣、安假牙时,几次发现上下倒装、倒安的情况,当别人告其错了时,还不知纠正。据大夫判断,刘不像是装的。”

但很显然,大夫的判断,在一些人眼里并不做准。5月19日的《情况反映》中便将刘少奇的言行归结为 “装糊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

然而,所谓“加强监护”,更多是为防止刘少奇“行凶或自杀”。但按日后的记载看,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似乎都已超出当时刘少奇的能力。

由于仅仅是被监护而非医治,1968年7月9日刘少奇病情恶化,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随时可能发生意外。这时,才有从医院调来的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而抢救的目的,则是“保存活证据”。据事后资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着“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的原则,当年对刘少奇的治疗,只针对肺炎,而对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采取有效措施。根据之后的《病情报告》记载,10月5日,刘少奇哭过两次,10月9日以后则完全不能进食。而从10月11日起,对刘少奇实行从鼻孔插管灌食。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续到他去世。

伪证是如何制造的

囚禁、病危、反复抢救中的刘少奇,自然很难知道1968年10月后他头上已被安了三顶帽子——“叛徒、内奸、工贼”,更无法知晓,这三顶帽子是如何炮制的。

或许我们可以根据多年后这三顶帽子被推翻的过程,而去反推一下它的制造始末。按照黄峥讲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陆续有群众反映,党内也有很多人提出为刘少奇平反,最终由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组成一个调查组,对刘少奇案进行复查。刘少奇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档案。调查组看卷后根据提供的‘证据’再去调查。”黄峥记得,自己曾问当时参与复查的人,那么大的帽子,推翻有没有阻力?对方则说,没有。复查只用了半年时间。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产物。

而这些伪证的出炉,都源自对刘少奇的一系列“专案调查”。

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前,1966年冬天,一个名为“王光美专案组”的机构成立。事后看,成立的依据,只是一张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黄峥说,这张手写“名单”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换成汪东兴,据当事人回忆,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实整个专案组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7年3月,随着“文革”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升级,对他的审查随之开始。“最初,只是有人认为刘少奇在1927年有叛党嫌疑,于是在一次毛泽东、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参与的讨论会上提出由‘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此事,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黄峥说,或可证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虚的表现是,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开始,5月加剧,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

至于专案组的工作方式,曾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之一,后被江青批为右倾,关进秦城监狱5年的肖孟在1979年时这样回忆:他们(江青康生等)不断给专案施加压力,反右倾。在调查、看材料中,如实反映某些情况时,就以客观主义、扩散专案材料等罪名,停止专案人员工作,查封档案材料,有的人被赶出专案组,甚至关起来。搞专案的人思想负担很重,精神压力很大。在我被关进秦城监狱后,甚至有这种想法,宁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着良心办事为好,倒感觉自慰一些。”

肖孟所谓的“昧良心”,是指刑讯逼供,炮制伪证,以此证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刘少奇曾叛变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在江青康生看来,若要彻底打倒刘少奇只能从历史上找问题,说他是个叛徒。永世不得翻身。”黄峥说,“于是,他们千方百计,逼出证据。”

比如,为证明刘少奇于1929年在满州工作时叛变,专案组将刘少奇在满州时的部下孟用潜定为“隔离审查”的“重点突破”对象。肖孟当时参与了审讯孟用潜,按他事后回忆,“每次审讯,专案组几乎全体出动,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胁恐吓,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还有指供、诱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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