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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五七指示”秘闻:林彪打报告惹出大祸(2)

核心提示: 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使机关干部的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委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余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余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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