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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四人帮"覆亡之日:一位有德之人所说的真话

核心提示: 毛主席晚年喜爱起用“厚重少文”的周勃型人才,以为可托付大事赖以安邦定国,华国锋、吴德、许世友都在他重用之列,而华国锋更被选为接班人。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江青是由张耀祠带人去解决的。

吴德口述回忆录 《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吴德口述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2004年1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不久,我在书店买到,因待看的书尚多,搁上书架,迟迟未看。一搁便过了三年。最近拟写一篇关于口述史的文章,想起此书是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口述史”丛书一种,找出一读。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方知道”。末三字套用“吓一跳”,表示虽然没有吓一跳,却让我知道了那段历史的许多真相,这在已经出版的一些有关这段历史的党史书籍中大概是难以看到的,使我产生“相见恨晚”之感。

这里可举十年“文革”的一件谢幕大戏来看。

这当然就是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这件翻开历史新页的大事了。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称之为“历史的伟大转折”,指出:“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连用两个“挽救”,足见党中央对此评价之高。《决议》在这段评价之前,又特别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华、叶、李三人在这次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决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在三人的名字之后,加了一个“等”字,说明还有别的人也在这次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即决策作用。这是什么人呢?这里一个“等”字为后人留下了悬想的空间。《决议》是中央纲领性文件,字斟句酌,虽一字一名之微,也不是轻易可以增减的。

但是,随后出版的几种党史读物,有的还是颇具权威性的,就我个人阅读范围所能看到的来说,基本上都未能为读者解答这个悬疑。这些读物,在提到这次重大历史事件决策过程时,大致采用三种“春秋笔法”:一种是全搬《决议》原文,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毛泽东传(1949-1976)》。一种是把“等”字干脆去掉,改为“核心”,好像没有其他人了,反而有失《决议》原意,如《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大事本末》。还有一种是照搬《决议》原文,后面加上一句“某某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未说明与“起了重要作用”有何不同,如《“文化大革命”简史》,读者还是蒙在鼓里,弄不清《决议》所用的这个“等”字后面,究竟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人。

本文一上来就说,读了吴德这本回忆录,有“相见恨晚”之感,就是说它能多多少少解答凡为读者可能产生的一些疑问,包括对《决议》的那个“等”字的问题。这本回忆录第十二章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详细记录了1976年9-10月间那个历史阶段中央决策过程,皆亲身经历,是第一手史料。今特摘录其亲历的若干重要部分,为读者再现当年某些场景。原文叙事,前后常有交错处,今按时日归併,遇需要说明的,略加按语,以明背景。

1976年9月治丧期间,大约是十几号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和我(吴德自称,下同)在国务院后边的会议室里讨论过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想华当时是在了解我们的态度,准备做粉碎“四人帮”的工作。后来华告诉我,他当时已经下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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