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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和稀泥不是我的性格,又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核心提示: 陈云指出: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和工作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议论,但是应该到毛主席这个地方,到中央来议论一下”。陈云指出:“建设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大问题,这许多问题政治局的同志不了解是不好的。”

毛泽东与陈云(资料图)

在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怎样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是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经历了建国后党内发生的许多重大矛盾和斗争,在处理这些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都有重要建树,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理论,为我们今天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实现党内和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

1953年前后发生的高饶事件,是我们党执政后发生的第一起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党内斗争,对党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高岗、饶漱石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为了达到向党闹名誉、闹地位的目的,他们采取拉拢一部分人、排挤一部分人的做法,运用各种卑劣手段,对党内有能力、有威望或与自己意见不同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行为属于组织上的派别活动和派性,是扩大了的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同无产阶级党性是根本不相容的。高饶事件的出现,对于许多手中握有权力的党的高级领导人员来讲,都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

在高饶事件发生、处理的整个过程中,陈云以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其突出贡献是:第一,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明确提出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他指出:“同志们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以为在工作上个别不同意见不能说没有;这些意见也不能说我件件对,一波件件不对。我不能说有两条路线,也不能冒充我是正确的。” [1] 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批薄射刘”,这是高饶利用毛泽东批评新税制及其出台程序借机发难、制造分裂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中财委的主要领导人,陈云公开反对把薄一波的问题说成路线错误,就把高岗、饶漱石的所谓“批评”顶了回去。第二,揭露高岗分裂党、想当中央副主席的阴谋,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警觉。全国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匆忙来找陈云,妄图利用自己曾和陈云长期共事的关系获得支持,谋取中央副主席的职务。这就暴露了他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但利令智昏的高岗低估了陈云的原则性。陈云及时向党中央揭露了高岗的阴谋,在稍后召开的高岗问题座谈会上指出:“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 [1](p.886) 第三,沿着高岗南下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及时地保护了一批干部。第四,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的责任主要是在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意见。陈云指出:“高级干部在维护党的团结上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在工作上有各种程度的不同意见,其中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意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现象。重要的是有不同意见不要避而不谈,有意见不谈,就对团结负有责任。以为提了意见不好共事是错误的,经验证明,有意见就提,最后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有意见不提反而不利于团结。” [2]

政治上的坚定自觉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延安时期,陈云就关注党的团结问题,尤其是党内高层的团结。他曾针对张国焘、王明挟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闹独立的错误做法,多次呼吁要增强党内高层的团结。在1937年召开的党的“十二月会议”上,他指出:“现在中央是在帮助张认识自己的错误,张也要帮助党把四方面军干部团结在中央周围,一切对党没有利的事都不能做。” [3]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他再次提出了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怎么一个团结法?他讲了两条:一是“思想上的团结”,即要求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看问题的方法差不多;二是“互相尊重”,即要在领导机关中互相尊重,不但口头上而且要在事实上尊重。 [4] 他认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是全党团结的基础。如果没有组织上的统一,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就不能巩固,党的团结就不能最终形成。基于这种认识,他在1939年撰写的《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的讲话提纲中强调指出:“我们党内不许有小组织,与别党之界限即在此。”“没有什么有原则的小组织、无原则的小组织。从党的原则看(组织的政治上)没有原则的。它有原则———就是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原则。” [4](p.183) 针对干部里面怕斗争的倾向,他尖锐地批评说:“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有了错误不进行必要的斗争是不对的。” [5]

执政的地位使党的团结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陈云指出:“中共是有军队与政权的党,更要坚决地反对任何小组织”。 [4](p.183) 这除了因为有军队有政权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群众又不敢讲外,更主要是因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后,“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现野心家”。他说:“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6] 在他看来,在不少高级干部中,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这部分人往往对党的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集体领导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巩固和提高党中央威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严重的是他们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因此,他在七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严肃指出:“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6]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期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处理着极端复杂的国家事务。因此,党内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不同看法和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必要的,关键是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统一的意见,才能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大跃进”期间,暴露了党内高层在如何进行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矛盾。陈云由于在党内分管财经工作,一直处于矛盾和争论的漩涡,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责难。出于对党的事业的一贯高度负责精神,他在争论中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严格遵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各项规定,顾全大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核心。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党内高层在八大筹备过程中就有不同意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经济建设究竟怎么搞?我们党还缺乏经验,只能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探索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观点甚至发生一些偏差,都是难以避免的现象。这种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与矛盾,应该通过实践和说服教育来逐步加以解决。但当时试图用强制的办法来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对陈云、周恩来等人的批评背离了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正确方法。在南宁会议以前,陈云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问题一直保持沉默,依然坚持他倡导的综合平衡的思想。1957年10月中旬,陈云在听取抚顺市委的汇报时指出:“抚顺工业发展的规模要适当,规模小了,发展的有利条件得不到充分利用,对国家是个损失;但规模过大,各方面不能够衔接配合,将来也会造成损失。” [2](p.403)

南宁会议是一次以批评“反冒进”为中心的议论工作方法的会议。毛泽东以反对分散主义为题,提出“政治设计院”应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可是国务院财经部门只拿成品,不让中央政治局参加设计,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情况。 [1](pp.1120~1121) 对此,陈云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他不仅从工作方法上作了认真的自我解剖,而且从执政党建设的原则高度研究总结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一是对如何处理党内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分歧与矛盾提出政策性建议。陈云指出:党内高层在认识上和工作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议论,但是应该到毛主席这个地方,到中央来议论一下”。“这是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二是对如何加强和改善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领导问题进行了探索。陈云指出:“建设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大问题,这许多问题政治局的同志不了解是不好的。”为此,他提出五条具体建议:财经各部门“分头向主席、中央报告”;政府的财经部门有一个人参加到书记处经常反映问题,许多文件都经过书记处,书记处帮政治局滤一道,书记处抓政府的工作;“写短的报告”;“办一个财经的‘零讯'”;“除了政治局的会议以外,还搞另外一个比较活动一点的像座谈会的形式”,讨论财经问题。 [1](pp.112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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