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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康生仅凭相面定案:整死一万云南群众(3)

核心提示: 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大肆制造冤假错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仅凭相面和主观感觉就将国家省一级的领导干部逮捕入狱。1968年1月,康生当面指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指称赵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致赵含冤入狱长达8年之久,云南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案受到株连,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同志的这篇回忆详细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后来有人把我叫醒,匆忙告诉我,康生要来了。我睡眼惺忪,赶忙起身整理一下衣襟。这时时针指到了3月1日1点。

待康生坐定后,我忙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谈了出来,由于是突然被叫醒,脑子还有一点迷糊,所以开始说话的语气显得沉一些、慢一些。

我主要谈3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说,毛主席向来就指示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个人认识也是这样。解放以来,经过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整风反右等等一些大的运动,都证明了干部多数是好的。但我从云南了解的情况看,现在党政机关,甚至公检法机关几乎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多数被揪斗,这样做是和毛主席指示不相符合的,是违反中央干部政策的。现在既然在宣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可实际上又出现这种情况,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呢?还是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呢?我说,这个问题中央应该从上面三令五申。第二是省级以下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党的监督。这一点我从自己曾在铁道部和山东省工作的体会说明,作为一个主要的领导干部,需要经常听到别人的意见,接受党的监督,开党代会可以发扬民主,使主要领导干部多接受监督。中央开党代会不容易,省和县应该多开。第三是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问题,有的答得很好,但需要贯彻。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的讲话,我在昆明看到一些,内容是干部有错误,就批判,就反对;但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就应当维护,等等。我认为这些回答很好,这种观点中央应该反复宣传,才能较好地贯彻。

我讲述以上想法时,康生半眯双眼,一声不吭。最后,他斜着脑袋对着我,先来了句:“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如果今天来说,我可能还讲不清,可当时我敏捷地回答:“不是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改革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吗?”

康生“嗯”了一下,“那只是一方面”他对我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主要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知道吗?刘少奇在天津讲话,说中国资本主义是少了不是多了,他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问题。”他煞有其事地接着说:“过去知道安子文、刘有光、王其梅等十几个人从敌人监狱里出来,办了一个简单的手续,现在查出来了,他们是发了反共宣言。这种问题,一般运动是搞不出来的。”说到此,他似乎很得意。

至于开党代会,他说主要问题在内容;对于中央接待站的回答,他认为也不错,可今后怎么做,他没有说。

由于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近三点钟了,我觉得康生年事已高,不便多打扰,就告辞了。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使失掉上级领导3年之久的山东地下党,终于又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山东省委恢复以后,对外仍称“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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