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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康生仅凭相面定案:整死一万云南群众(2)

核心提示: 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大肆制造冤假错案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仅凭相面和主观感觉就将国家省一级的领导干部逮捕入狱。1968年1月,康生当面指斥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指称赵执行了子虚乌有的“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的行动计划,致赵含冤入狱长达8年之久,云南大批干部群众也因此案受到株连,1.4万余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同志的这篇回忆详细叙述了此案的来龙去脉。

听到这,我百般不能理解,我的行动怎么和国民党特务的行动联系起来了?再说,什么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还没听说过呀!我想,或是我听错了?抑或是康生讲糊涂了?

只听得康生得意地往下讲:“赵健民,你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我看你是个叛徒!你投降了国民党。”

这说到哪里去了,古时候有个“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没想到身居高位的康生也这么信口开河,我忙着分辩说:“根本没有这个事实,我当时是以生命捍卫了党的利益的。”

康生不听这些,继续说他的:“你想把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垮,你痴心妄想!军队、工人、农民、学生不会跟你走的!”

对此,我严肃地说:“你说话要慎重,不能凭脑子想。”

康生傲慢地“哼”了一声,像是拿出了“杀手锏”,气势汹汹地说:“你去年3月和我的谈话,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你要开党代表大会把刘少奇重新选入中央,要以合法的手段把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这几句话在当时真够得上份量,不仅坐在一旁的几位省里负责人面面相觑,就连我自己也大吃一凉。记得我那次谈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没想到康生却移花接木,拿出来任意栽赃、无限上纲了。

我坚决顶了回去:“那都是你脑子里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当时有专人记录嘛,把记录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

康生冷笑两声,“那时你是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是带着阶级感情的。”他接着阴森森地说:“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骗我们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你赵健民也不能混水摸鱼了。”他又进逼一步,“你敢说你历史没问题?”

我回答:“没问题!中央可以审查嘛。”

康生一见我仍不让步,气急败坏,在屋里一个劲儿地踱步,“一定要审查!一定要审查!你是比较疯狂地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你还要求中央审查吗!”

我还是回答:“我要求。”

他指着我的鼻子,连说:“你写,你写!”

我又在一张纸上写了保证自己没有问题,要求中央审查的字句。条子刚刚写好,正要递给康生,恰巧见到他用手示意,只听早已凶相横露的谢富治大喝一声:“我宣布对赵健民实行监护审查,执行!”一旁窜出两个早有准备的人。将我用手一推,押出了门外。

就这样,在一次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我被莫名其妙地拘留了,至于真正的罪名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当全国人民揭露康生这个大野心家的罪行时,把这次诬陷事件称为康生发明的“相面”定案,我认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由于康生的“相面”和他的“敏感”,有多少人无辜受到迫害呢?恐怕难以数计,我自己便遭关押入狱长达8年之久!

然而,康生的这次“相面”定案,以及诬陷我是“叛徒”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呢?

信口开河,四面出击,以最革命的极“左”面目出现,是康生的一贯做法。“说话速度慢,语气沉”是我带有“阶级感情”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惟一证据。

先从1967年3月的谈话说起。

当年2月下旬,由于当时云南省出现了胡揪乱斗领导干部,有些人冲击机关,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的情况。我心想,自己是省里的主要领导,又是党的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以制止不利事态的发展。于是,我赶往北京要求同当时的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谈一谈。

2月28日晚,得到了康生接见我的通知,一位秘书领我到了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不巧,接待的工作人员说康生正在同西安市的造反派代表谈话,于是,我只得在小会议室里坐等,一直干等了好几个小时,由于几天来长途奔波,很疲乏,我不由自主地靠在沙发上朦胧入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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