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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发动“文革”初期的干将们多下场凄凉

核心提示: 学部的运动进行到8月份,随着社会上红卫兵组织的蓬勃发展,吴、林等感到需要在学部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作为他们的工具,于是就由他们指定的年轻的造反派、哲学所的邹永图出来联络学部其他所同一派的组织,酝酿成立一个学部的红卫兵组织,得到了各所的赞同,于是在8月27日成立了学部的第一个...

配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干将”多下场凄凉

王力、关锋、戚本禹(资料图)

《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谈及学部的“文化大革命”,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是三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66~1967年,我同他们有些接触,记之如下。

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这三个人的大名,我读大学时就知道了。因为当时我对思想史和哲学史比较感兴趣,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三人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口气大而霸气足,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后来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告诉我,冯友兰在给他们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最高的。关锋、林聿时合著的《庄子内篇的今译和诠释》曾是我读《庄子》的入门书,我一口气读过两遍。

1966年3月至6月我被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时,关锋是该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去食堂吃中饭,一个《红旗》杂志的工作人员,指着一个瘦小且有点驼背的中年人对我说:“认识他吗?他就是关锋。”我立即站住,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走进另一个餐厅。——在当时的中宣部机关食堂,司局级以上干部与其他干部的餐厅是分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大人物。以后在中宣部大院还碰见过他两三次,但没有机会说话。在此期间,我读到他写的《论雷锋世界观的形成》和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被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严密的逻辑力量所折服。

1966年7月17日下午,关锋和戚本禹等代表中央文革到学部,与时任学部工作组长的张际春一起研究传达陈伯达指示和为历史所造反派翻案的问题,我被召去,近距离地看到了关锋:他身材瘦小,面带病容,留着小平头,头发短到与光头差不多。架一副深度近视镜,由于吸烟太多,牙齿都熏得有点发黑了。但讲话声音洪亮,斩钉截铁,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当晚,他在历史所小礼堂主持了全所工作人员和以张际春为组长的学部工作组领导参加的会议,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接着讲了如何做好善后工作,要求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转过来,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

此后,我还在几次群众大会上,远远看到坐在主席台上的关锋。从1966年5月至1967年7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徐向前)、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经历了他一生红得发紫的意气昂昂、飞扬跋扈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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