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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5)

核心提示: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马维民说,那时对毛泽东还是崇拜,没有怀疑,“大会上中央承认有责任,毛泽东是一把手,当然也有责任。

安徽在三年“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按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的估计,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注13)

刘征田受到了孤立。冯希仁说,当时友谊宾馆有个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同时用餐,代表们十人一桌坐好后,菜就上来了。“刘征田在桌前一坐,别人都不来和他同桌,他孤立了。没办法,就在楼梯口空地上给他摆张桌子,单独吃病号饭,看着也怪可怜的;后来给他旁边搞了个屏风遮了一下。”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在宾馆房间里与爱人余叔一起吃。后来被“揭盖子”,而且刘少奇等人来安徽组参加小组讨论时,都与代表在食堂一起吃饭,曾希圣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冯希仁说,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但肯和曾希圣同桌的只有李任之等几名省领导,凑不够10人,“服务员就在门口拦,进来人就拉来和曾希圣同桌。后来,李任之去参加各地市讨论,也不回来和曾希圣吃了,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历史的复杂性:“责任田”被叫停

除夕那天吃的是饺子。菜也很丰盛,很有过年的气氛。但大家都想家了。那些在毛泽东讲话后鼓掌的人,并不是都发自内心同意留京过年。冯希仁说,他们和江西代表在一个食堂吃饭,听到有江西代表说:安徽人真操蛋,本想回家过年,他们写检举信,让我们都跟着不能散会,水果都买好了。

在北京的伙食很好,有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这些在冬天的安徽看都看不到。“过年时,我带着几个孩子,一点肉都没买,也没什么菜,山芋叶子都没有,蒸窝窝头,腌咸菜。那时,我们一人一月只有25斤的粮票。”冯希仁的妻子说。(注14)

会场外,也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次大会。除夕那天,马维民接到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电话,胡想向他了解安徽揭盖子的情况。马维民叫上凤阳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和定远县两位书记,一起去了胡耀邦家。马维民此前为安徽省团委副书记,算是胡耀邦的老部下。马维民说,1961年的秋天,胡耀邦曾去安徽考察,他的秘书在蚌埠给马维民电话,说接下来要去凤阳。当时安徽正在推行责任田,胡耀邦在凤阳住了两三天,去农村了解了一下情况,“从安徽回去之后,胡耀邦写了一份报告,对责任田有保留态度。”

胡耀邦向毛泽东报送的报告名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他在报告中称“包产到户”为“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毛泽东在四天后批示: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注15)。这份报告对1962年批判安徽“责任田”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982年,胡耀邦去安徽,在合肥稻香楼说:我还欠着安徽的账呢。主要就是指的这个事。”胡耀邦说这个话的时候,马维民在现场。

1962年正月初一,马维民等人在胡耀邦家聊了一上午。“他主要了解情况,没说什么。我们就谈了刘少奇如何去安徽组揭盖子和安徽饿死人的情况,中午在他家吃午饭,也没特别做什么菜,记得有条鱼。他饭量小得惊人,我以前接待过他,他吃的饭不够我们填牙缝的。”

午饭后,胡耀邦问马维民等人想去哪里逛逛。回答是长城。“胡德平(胡耀邦长子)带我们去转了一圈。按大会规定,参会者不准出城,我们这是违反规定的。”马维民说。

在会场上,马维民关注每一个中央领导的发言。他印象最深的,不是发言者,而是不发言者。“周恩来、林彪、朱德、邓小平他们都讲话了,只有陈云不讲。”

“当时不知道,中央领导有分歧。刘少奇讲,地方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天灾人祸三七开,过左的政策不行的,农民没有积极性。”马维民说。

薄一波晚年在回忆录中也表示,刘少奇当年的某些话,“今天看起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刺激,从而也就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注16)

七千人大会在正月初三结束。冯希仁说,会议期间所发的笔记本,全部被收回,“只字片纸不准留”。他们对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传达任务。后来,相关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他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所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中,没了“晚上看戏”。他收到参会者全体合影的照片,有一米多长,可惜在“文革”期间丢失。

冯希仁、马维民等安徽代表,一起回到了安徽。“曾希圣没有回来。几个书记都被降职了。李葆华成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马维民说。

在李葆华主政安徽后,此前被整肃的张凯帆等案获得平反。就马维民的感觉,七千人大会之后,农村的政策变得宽松,面貌因此有改观,这其实是大会前农业二十条、六十条等政策的延续。“有个慢慢贯彻的过程,1962年就不饿死人了。”

历史仍有它的复杂性。值得一提的是,曾希圣在安徽推广的“责任田”,在七千人大会被叫停。马维民说,七千人大会后,凤阳县大部分农村开始“包产到组”,“一两家就可以一组,弟兄两家就可以一组,和单干差不多,但比单干好听。也有少部分包产到户,都允许。不大提三面红旗了。”马维民的记忆或许有误,据《凤阳县志》,1962年冬天,按照省委指示,全县取消“责任田”,继续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进行集体经营。

权威的官方党史,也认为七千人大会有其局限性:“会议仍然从原则上肯定了‘三面红旗’。对‘反右倾’斗争,只是决定和宣布对下面受到错误批判的党员甄别平反,而对彭德怀仍未予以平反。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困难原因的分析上,党内也还存在分歧。”(注17)

注释

注1:冯希仁2012年1月于合肥家中接受南都记者的专访。下同。

注2:马维民2012年1月接受南都记者专访。下同。

注3:“农业十二条”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农业六十条”指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文件共10章60条。其目的是为了挽救、解决“大跃进”所造就的严重经济困难。

注4:相关数字见《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县志第三章“人口”称,1958年“大跃进”以后,全县人口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1960年发生非正常死亡,农村人口明显减少。1957年全县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98人,到1961年下降为152人。

注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注6: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 9 4 9 -1983)》,第194页,王耕今、杨勋、王子平、梁晓东、杨冠三编,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注7: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曾希圣给毛泽东汇报责任田,毛泽东同意进行试验,但不久又表明了否定态度。安徽省委是最早在全省范围对包产到户加以支持和引导的省份,到1961年底,全省实行“责任田”的生产队占总数的91%.这时除安徽外,甘肃、浙江、四川、广西、福建、贵州、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也都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注8:杨尚昆负责大会通知的起草工作。邓力群觉得人们对《工业七十条》争议较大,尤其厂矿一级的党委书记有抵触情绪,认为消减了他们的权力,因此建议厂矿厂长、党委书记也参加大会,杨尚昆同意了。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版。

注9:《合肥市志》,第400、419页。合肥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注10、11:参见《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注12:2012年1月,马方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3:《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注14:2012年1月,冯希仁妻子接受南都记者采访。

注15:毛泽东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手稿,1961年10月6日。转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1180页。

注1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46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

注17:《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第598页。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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