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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核心提示: 大会现场:“不只吃菜,鱼肉不缺” 马维民、冯希仁和安徽省的代表都住在北京著名的友谊宾馆,这里以前曾用于接待在京的苏联专家。马维民说,那时对毛泽东还是崇拜,没有怀疑,“大会上中央承认有责任,毛泽东是一把手,当然也有责任。

[导读]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浅埋;不准哭不准戴孝

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1962年,七千人大会现场。资料图片

亲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追问到底饿死多少人

“大跃进”时期,安徽省委钢铁厂的高炉群。合肥市档案馆提供韩福东翻拍

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

———张凯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但我们吃饭在友谊宾馆。不仅仅是吃饱,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要求保证与会者吃好。有几个菜记不清了,不只吃菜,鱼肉不缺。房间里还有水果。

———马维民(时任安徽省滁县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

至于曾希圣,原本有人单独给他送饭。后来被“揭盖子”,不好继续留在房间里,就改到食堂。一桌要凑齐十人才给上菜,凑不够10人,服务员去拉人,人也不愿过来。只好凑不齐十人,也给上菜了。

———冯希仁(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

亲历七千人大会——1962年前后,漩涡中的安徽

50年前,去北京开会时,冯希仁40岁,是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这是一家有七八千职工的大企业,冯希仁因此有机会成为七千人大会的亲历者。

冯希仁记得,合肥市共派出六名代表与会,其中厂矿代表4人,市委代表2人。其他五人现均已去世。(注1)那是1962年1月,他们与安徽省其他代表一道,搭乘火车北上,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内,经历了人生中一段不同寻常的旅程。

时为安徽省滁县(现滁州市)地委常委兼凤阳县委第一书记的马维民,也在同一列车上。他生于1926年,是河北南宫人,1947年来安徽根据地参加革命,三十几岁已当上安徽省团委副书记,1961年初,被抽调到灾情严重的凤阳挂职。“省委原来想让我去定远县,在那待了一个月后,发现凤阳灾情更严重,就来到了凤阳县。”马维民,对南都记者说。(注2)

原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已被停职,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正在这里负责组织工作,马维民是来接替陈振亚的。“我去的时候,情况已有所好转,农业十二条、六十条(注3)先后下发,不像之前死那么多人了。”马维民说,凤阳当时不足40万人,饿死大概6万。

可与此相参照的是“大跃进”时期的人口统计数字。1957年,凤阳总人口为380711,到1960年减少为306543,人口减少7万余。马维民来到凤阳后的1961年,总人口数为291958,表明仍有非正常死亡现象。到了1962年,人口开始正增长(315535人),而那正是七千人大会后的事儿。(注4)

七千人大会召开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参加者包括中央、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以及部分大厂矿和军队负责人,共7118人。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统一全党认识,增强团结,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按官方权威说法,“七千人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重要成果,对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注5)

重灾区:“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

马维民刚到凤阳去的时候,发现这里有的村子已经没人了。“都逃荒了,房前杂草一人多深。”

有关凤阳的灾情,在陈振亚1961年2月1日《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有很好的说明:“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7.7%……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年和1960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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