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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稳定优先

核心提示: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尽管邓小平对穆加贝反复解释了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执著的穆加贝还是不放心,他对邓小平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

邓小平如何思考“中国模式”:稳定优先

1992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观看浦东开发区模型。 

作者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社会观察》杂志2012年第2期。

邓小平南巡讲话已经过去20年了,这期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3亿人口的中国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规模和速度崛起,引来了整个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和讨论,而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本人的思想无疑是中国模式形成的关键。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有幸以一名英文译员的身份近距离接触这位伟人。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时代,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也往往围绕中国改革开放展开,他本人也经常有意识地通过这些谈话来阐述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之际,我谨回忆几段往事缅怀邓小平为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与金日成谈“解放思想”和“北方谈话”

我是1983年夏天到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持续了近5年。为了做好“国家队”的翻译工作,外交部当时破例允许我们这些新手阅读邓小平会见外宾的谈话记录,这使我有机会较早地了解到邓小平的一些改革思路。其中邓小平1982年9月多次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坦诚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金日成与邓小平曾谈到朝鲜自然灾害造成了农业歉收,人民口粮不足,并向邓小平介绍了朝鲜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方法。我注意到邓小平没有对此发表评论,而是与金日成长谈了中国近年发生的变化,特别是思想路线的变化,并坦言只有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才可能形成正确的政策。

邓小平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他1978年9月访朝后视察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谈话(后来被人们称为“北方谈话”)。从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到他1992年的“南巡讲话”,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许多思路的形成轨迹。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三省沿途反复讲“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说他1977年7月复出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特别指出:“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在与金日成的谈话中还讲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力,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说,“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还展示了他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他告诉金日成他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反复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在华国锋的领导下,全国上下还是政治挂帅,正在大规模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而邓小平则认为要适时结束这一运动,果断地把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邓小平还特别告诉金日成: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正在“打开新路”。其实,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已经对这条“新路”作了阐述,即中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邓在“北方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按经济规律来管理经济”,这也是当时关于经济改革的表述方法。邓小平说:“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在沈阳听取中共辽宁省委工作汇报时指出,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是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他在长春视察时谈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关起门来不行”,“要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他强调说:“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 在大庆视察时,他问大庆有没有计算机?每天开机几小时?听说每天只开两小时,他不满意,说那不同算盘差不多了,花那么多钱做什么。他指示要把计算机设备利用起来。他还说:计算中心要统一规划。从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来,形成一个网,像电网一样。必须保证每天工作24小时,谁用谁出钱。邓小平对新技术和新管理观念的了解可见一斑。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很有感触,当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在小打小闹,力图通过小修小补来摆脱中央计划经济困境的时候,邓小平已经明确主张:解决经济困境的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在于“实事求是”,在于改革开放,在于探索一条“新路”。换言之,中国考虑的早已不是“治标”,而是要“治本”。邓小平同志的这种远见和勇气为后来中国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如果当初中国还是在原有的经济体制之内进行微调的话,那么中国今天的状况恐怕不会比我们的北方邻国好多少,哪里会有今天人民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整个国家的迅速崛起。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模式的一些基本特点,如“实事求是”的思想、“民生为大”的理念、“对外开放”的思路在邓小平心中早已酝酿成熟,并在“北方谈话”中作了初步阐述,之后才举行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穆加贝谈“社会主义”和“稳定优先”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1985年8月28日。那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为了准备这次会见,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包括穆加贝1981年来华访问时,邓小平与他会见的谈话记录。那次谈话中,直率的穆加贝认为中国正在搞“非毛化”,邓小平给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告诉他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并指出中国还将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但穆加贝还是担心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4年后的这次谈话很有针对性,甚至有点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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