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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的江青:只知道工作,没有星期天

核心提示: 江青在“文革”中的一次集会上   本文节选自《老照片》第67辑文章《江青秘书谈江青》,转载请注明来源 接上文: 阎长贵:关锋对江青始终怀有好感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当秘书   向:关锋是你的老师,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向:你做了江青的秘书,周围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江青在“文革”中的一次集会上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当秘书

向:关锋是你的老师,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阎:也可以这么说吧。“文革”开始之前,《红旗》杂志做了机构调整,我从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调到戚本禹任组长的历史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农民的儿子,做江青的秘书可能你从没想到过吧?

阎:没有,做梦也没想到过。

向:有的书上说,姚文元是江青的秘书,还有说戚本禹是江青秘书的。

阎:其实,正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为江青秘书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没有配专职秘书。江青在“文革”中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杨银禄,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

向:你是怎样成为江青秘书的?

阎:当然是组织安排的。《陈伯达遗稿》中说我当江青秘书“可能是关锋推荐的”,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关锋有次见了我,还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

向:说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吗?

阎:我没问过关锋。但我有一件事是受过关锋批评的,那就是对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订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看法。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说《二月提纲》很好,说明中央重视学术讨论,制订学术讨论的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对我的这种看法,关锋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看不出问题来。

向:那戚本禹是怎样推荐你的?

阎:具体过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荐你了。”

向:戚本禹当时是什么职务?他说了算?

阎: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不是他一句话就行了。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但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向:当时你很高兴吗?

阎:我当时并不感激涕零,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来到我们办公室(其实就在他办公室隔壁),兴冲冲地对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

向:从此开始了秘书生活。

阎:有人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我想,给江青选秘书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选定我之前,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和审查,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听说,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二十九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干部级别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级),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后,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才向戚本禹打听他当时是怎样向江青推荐和介绍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狱后住在哪里?

阎: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政府要他改个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当时推荐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不管怎么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认真负责;第三,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写的文章曾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我认为这也符合实际。

向:你做了江青的秘书,周围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阎:我自己感到没什么不同,但别人可能有点另眼相看。记得有一次在钓鱼台十七楼看电影,曹轶欧(康生妻子)见了我说:“噢——你到十一楼工作了!”似有赞扬,又有惊讶。我心里想,“十一楼”(江青住的楼)和“十六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所在楼)有什么不同啊!?这大概也是我迂腐、不谙世事之处,因而终未讨得江青欢心,反被她投入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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