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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借“文革”整死自己与前夫的主婚人郑君里(2)

核心提示: 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下,三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相约一同举行婚礼,大律师沈钧儒证婚,主持仪式的正是郑君里。这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两人交情之深,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

周恩来改定《林则徐》结尾

新中国成立, 38岁的郑君里正值壮年,一心想为新政权拍些好电影。他马上相中作家萧也牧一篇引人注目的新作《我们夫妇之间》,讲述小资出身的“我”和工农出身的妻子进城后产生的种种矛盾,反映出当时的一种普遍现实。在他看来,《乌鸦与麻雀》是为国民党送终,而《我们夫妇之间》则是为新中国献礼的警世之作。然而随着舆论形势的骤转,影片受到了严厉批判,批评影片执意“歪曲工农干部”,拷贝封存,不得公映。这一年对《武训传》声势浩大的批判,更将这股批判风推向了高潮。郑君里与其他电影大师,从此不约而同地对现实题材敬而远之。

1951年6月,江青为批判《武训传》到山东“调研”,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宋景诗的资料。于是,为了用农民革命事例来批判“向封建势力下跪”的武训,郑君里和孙瑜受命共同执导电影《宋景诗》,“戴罪立功”。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投降清廷,但为了政治需要,必须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郑君里与孙瑜绞尽脑汁,只好把他的被招安处理为韬晦之策。但这部“赎罪”片也于1955年短暂上映后入库封存,屡遭碰壁的郑君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沉寂三年后,1958年郑君里领到了新任务:拍摄《聂耳》和《林则徐》,作为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放映。当时正值“大跃进”,有的导演为了放“大卫星”,竟然一天最多拍161个镜头,上影厂也做出每个剧组每天至少拍摄60个镜头的荒唐规定。这对于严肃认真、每天只能拍三四个镜头的郑君里而言,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还是周恩来为郑君里解了围,厂长徐桑楚才为他开了绿灯。

《林则徐》的结尾也是周恩来所改。郑君里最初设定的是,赵丹扮演的林则徐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他牵着马越走越远,在他百感交集地回眸一望时,影片定格。不过周恩来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将自己读到的一首写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的七言诗,转赠郑君里,指示最好照此来设计结尾,于是就有了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战场的一幕。更加“正确”的《林则徐》和《聂耳》在当时都赢得很高的评价,1953年就递交过入党申请书的郑君里,也在这一年被吸收为共产党员。

周恩来说:“你要回回炉了”

1963年,郑君里又应周恩来的要求接下一个新任务:将朝鲜轰动一时的电影《李善子》改编成一个中国版,名字定为《红色宣传员》,由张瑞芳主演。郑君里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得漂亮。

当年,郑君里专门率剧组赴朝鲜拍摄,到了朝鲜,金日成亲自安排他们体验生活,每天剧组后面都跟着辆大餐车,随时保证他们的饮食。可以说当时中朝双方都为此片提供了一流的拍摄条件,但郑君里曾对儿子郑大里诉苦:任务太难!他分析道,彼时的形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朝鲜的“李善子”是一个以人情来感化落后群众的典型,拿到中国来,情感化就是人性论啊!但他除了真实地表现人物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不久片子全部制作完成,周恩来在北京看完片子,最后意味深长地对郑君里说:“算了,看来这部片子不能上了,要入库。君里啊,你要回回炉了!”直至“文革”开始,郑君里才恍然大悟,这个信号意味着他政治厄运的开始,而随后发生的一切又与江青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文革”中江青将“最好的朋友”整死

郑君里与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相识,他俩很快成为好友。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下,三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相约一同举行婚礼,大律师沈钧儒证婚,主持仪式的正是郑君里。这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两人交情之深。

解放后,江青已是“第一夫人”,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但两人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江青去外地活动,住处保密,但每到上海,必召郑君里夫妇到她住处用餐。赵丹的妻子黄宗英“文革”后回忆,1959年江青一次来上海,派车接来郑君里夫妇、赵丹和她,吃了顿当时豪华得让人咋舌的宴席。席间江青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在座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第一夫人需要抹杀她曾经的“资本主义表演”。“文革”前夕,江青专程来“看望”郑君里的夫人黄晨,之后又委托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触觉敏感的郑君里交出了江青去延安后写给他们的几封信,以及她的两张照片。不过,这似乎还远远不够。1966年10月9日凌晨,赵丹、郑君里、顾而已等人几乎同时被闪电式地抄家,闯入者们手法专业地只带走日记、书信、手稿、相册等资料。直到“文革”后解密,才知道幕后主使人正是江青,而那些材料一送达北京,即由江青亲自一一烧毁。随后在她的授意下,1967年11月,张春桥亲笔批示,把在上海曾与江青共过事的人全部抓起来隔离审查,郑君里再次在劫难逃。他们都被打成“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黑线代表人物”,受尽各种残酷的迫害。

据儿子郑大里回忆,在被抓之前,他每天凌晨3点就看着父亲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与对方的关系如何。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尽管备受折磨,但郑君里对儿子说,“我是绝不会自杀的”。他曾倾诉过自己诸多未了的愿望——拍摄艺术片《敦煌的故事》、田汉编剧的《阮玲玉》、柯灵编剧的《秋瑾》,还想将《戏剧春秋》搬上银幕,但这个优秀的导演最后在狱中不堪折磨身患肝癌,黯然离世。唯一在身边的儿子郑大里,见证了父亲最后的遗言:“毛主席万岁!”那是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刚刚58岁。他不过是个诚恳的、希望拍出更多好电影的艺术家,可荒谬的时代已容不下他这点小小的理想。

参考资料:《黎明前的黑暗——<乌鸦与麻雀>》《看电影·午夜场》2009年9月号

来源:《文史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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