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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借“文革”整死自己与前夫的主婚人郑君里

核心提示: 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下,三对电影戏剧界著名人士: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江青、顾而已与杜小鹃相约一同举行婚礼,大律师沈钧儒证婚,主持仪式的正是郑君里。这场文艺范儿十足的婚礼,一时轰动上海滩。而当年10月,郑君里与南京金陵大学学生黄晨喜结良缘,席上惟一的女宾就是伴娘江青。可见两人交情之深,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

1936年轰动一时的三对明星杭州六和塔新婚之旅。前排六人自左至右依次为: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为证婚人,自左至右依次为:郑君里、沈君儒、李清(资料图)

2011年5月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特别为一位电影导演举办了百年诞辰纪念影展活动,重金修复了他以往的几部作品,在“向大师致敬”的单元里作特别展映。他六十年前曾被封杀的作品《我们夫妇之间》,终于得见天日。不过因年代久远,影片放映时屡遭中断,屏幕泛黄起泡——胶片被熔,磕磕绊绊放完全程。而这曲折,恰是这位导演后半生命运坎坷沉浮的缩影。

他就是2011年12月6日迎来百年诞辰的著名导演郑君里,他演员成名,改行导演,兼顾理论与创作,在每一个领域都曾取得过骄人的成绩,堪称中国百年影史上罕见的“全才”。在11月15日召开的郑君里学术研讨会上,儿子郑大里这样总结父亲:“郑君里一生只爱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只爱一个事业——电影事业;只爱一个女人——我的母亲黄晨。”但这个耀眼的艺术生命,终为时代所累,新中国后不仅拍片动辄得咎,难施抱负,而年轻时与江青结下的友谊,更成为意想不到的沉重负累。这个江青口中“最好的朋友”,“文革”时被江青迫害致死,留下未完的理想永难再续。

20岁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

郑君里1911年12月6日生于上海,原名郑重、郑千里。中学时他便接触了大量中外名著,看戏看电影成为他最大的课余爱好。因热爱文艺,1928年,17岁的他不顾父亲阻挠,大胆选择辍学,考进了田汉和欧阳予倩等人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

郑君里的艺术生涯始于表演,在这片天地里,他如鱼得水,首先便在戏剧舞台上崭露头角。1929年冬天,郑君里和同学陈白尘等人组建了“摩登剧社”,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参与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等名剧的演出,而在《大雷雨》中与他演对手戏的正是江青。

从30年代起,共产党开始着手在上海发展左翼电影,郑君里也由话剧舞台转战大银幕,他于1932年签约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年轻时的他眉目清秀,气质出众,马上片约不断,相继出演了影片《野玫瑰》、《火山情血》等电影,迅速蹿红。到1934年,他已和阮玲玉成为联华影业并肩的男、女一号,联袂主演了影片《新女性》、《人生》。郑君里在戏剧舞台和电影银幕来回穿梭,游刃有余,在业内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并善于把握角色的内在情绪著称,20岁就已成为星光熠熠的大明星了。

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创下解放前最高的观影纪录

“演而优则导”是演艺圈流行的规律,但郑君里改行做导演却是急流勇退,因为他对自己的表演总不太满意,觉得自己国语说得也不标准。1939年,郑君里小试牛刀拍了第一部片,一部大型抗战纪录片《民族万岁》。当时还未成名的西部歌王王洛宾,被选为片子的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了青海湖边海北草原,在那里遭遇一个藏族姑娘卓玛,为她写了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使王洛宾一炮而红,也成为他传唱最广的一首歌。

拍摄剧组辗转于陕西、宁夏、青海诸省,异常艰苦,期间郑君里还翻译了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一书。他白天拍摄,晚上就伏在油灯下翻译,因为英语基本靠自学,于是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第一个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介绍到中国的人。斯氏是俄国现实主义戏剧流派的创始者,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倡演员不应模仿形象,而是“成为形象”的体验派表演,最终奠定了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之一的斯氏体系。这一表演体系长期占据着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

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在有共产党背景的昆仑电影公司工作。他以执行导演的身份,与当时因《渔光曲》已声名远播的大导演蔡楚生合作,拍摄出一部影史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此片分上下集,全片长达210分钟,“纵贯八年,横跨千里,淋漓尽致地描画了战争中的前方和后方,生离与死别,断壁残垣与绿酒红灯,几乎可以当做一部抗日战争的编年史看。”它在上海甫一上映,便创下了解放前最高的观影人次纪录——短短三个月时间,共有71万多人次观看了本片,平均每7个上海市民中就有1个人看过此片。

谁能想到这部恢宏巨片,却经历着中国影史上少有的艰难拍摄环境。彼时内战依然持续,国民党肆意的经济剥削,使得物质短缺,物价飞涨。有资料显示,影片拍摄时仅有一部单孔摄像机,胶片常常用过期的,道具一切将就,比如流水盛宴上,摆出的龙虾和螃蟹实际上都死了好久,臭气熏天……摄影棚是多部影片公用,隔音效果差,外头还在打仗,只能白天布景,晚上拍摄……

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结核,不离床榻,几乎所有实际的拍摄工作都交给了郑君里,他每晚往蔡楚生家里跑,商量第二天的拍摄,将其旨意尽最大可能体现到银幕上。最后片子的剪辑也出自郑君里之手,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郑君里改行做导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显露出非凡禀赋。

毛泽东将《乌鸦与麻雀》定为一等奖

1948年,上海昆仑电影公司的片场里,两桌人在玩游戏,一桌打麻将,声调特意拔高;另一桌则偏安一隅打桥牌,相比安静许多,而仔细听几位的谈话,不是在算牌,而竟是在商讨一出剧本的情节修改。这特意安排的片场“双簧”,竟是电影《乌鸦与麻雀》的一种工作常态。

郑君里于1948年拍摄的影片《乌鸦与麻雀》是一部讽刺现实的杰作。当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影片将动荡的时局浓缩于上海一栋弄堂的楼房里,导演在异常狭窄的空间里,通过灵活的镜头调度,使房东和房客们的众生相显露无遗,形象地记载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末日景象”。

当时的电影拍摄和上映,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和审查,为了避免被禁,《乌鸦与麻雀》的剧组也准备了两份剧本,一份删掉敏感的场景与对话送审;而最后的成片剧本,往往被藏在摄影棚顶的吊灯台上或稻草堆里。编剧执笔陈白尘更是不能出现在片场,因为他早早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到了1949年4月,影片还是被上海“警备司令部”要求停拍,当局甚至收走已拍好的胶片去审查。于是有了前述巧妙而警惕的一幕:装作打牌,防止特务突袭——“这等于在冒生命危险成就一份理想了”。

创作人员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才使影片恢复拍摄,并于1950年初完成上映,跨越了两个时代。时光流转6年后,文化部决定给建国以来的电影评奖。《乌鸦与麻雀》最初评为二等奖,周恩来听闻这一结果,不大满意:“这些人冒生命危险的戏,何以只有二等奖?”话传到毛泽东那儿,他也赞同总理的意见,觉得该给这部片一个应得的地位,于是改评为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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