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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要“推翻”毛泽东:检讨大跃进强调人祸(2)

核心提示: 难道是毛泽东空穴来风?这不太可能!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把反思的目光锁在了民主而和谐的七千人大会?为什么把刘少奇要“推翻”他这样一件大事,偏偏追溯到七千人大会,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1967年4月12日,江青说的一句话,应该是解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钥匙。江青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时憋了一口气。

检讨七千人大会前前后后的情况,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探讨。

先从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来看,这中间似存在着毛刘之间沟通不够的情况。理由是:报告除了讲三大块之外,其中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讲到什么程度,如何表述,两人之间事先缺乏很好地协调。如对当时的形势如何估计?这是毛泽东十分看重的问题。1961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经济形势已经退到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也就是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此后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但刘少奇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所以他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没有把毛的这句“定调”的话写进报告。毛泽东看后不满意,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经过讨论修改后的报告稿,还是加进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显然,这是按毛泽东的意见在估计形势了。

再如:报告初稿在讲成绩和错误方面,将建国以来12年的成绩一起混着讲了,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没有突出出来单独讲,相反报告讲的缺点错误几乎都是“大跃进”以来的。当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是,会上有人抓住这一点说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说报告漆黑一团,越看越没劲。从毛泽东最初想拿出三天时间对稿子进行修改,以及后来将稿子直接发给大会讨论的情况判断,他显然也存在着同样的看法—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大跃进”的成绩讲得不够,使人鼓不起劲来。后来经过大会讨论修改的稿子,开始突出“大跃进”以来的成绩,一共讲了12条,缺点错误讲了4条,显然是在努力把成绩讲够方面下了工夫。

还有报告初稿对“三面红旗”的评价是:“站得住的”、“正确的”、“基本上正确的”。大会在讨论时,有些人认为评价低了,应统统改为“完全正确的”。后来二十一人报告起草委员会接受了部分意见,将“站得住的”改为“正确的”,其他没有改动。“三面红旗”对毛泽东而言,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刘少奇的态度是否也会引起毛泽东心中的不快呢?

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期望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对“大跃进”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刘少奇虽然也肯定了,但在毛泽东看来,肯定的不充分,不那么理直气壮,甚至给人一种“大跃进”是“漆黑一团”的感觉,这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对“大跃进”的估量,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对“三面红旗”的评价等,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解说。但事情还不止于此。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报告初稿就有意见,岂料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大会口头报告时,更讲了一些让毛泽东心中不快的话。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了天灾、人祸哪一个是主要原因的问题,并做出了两个“三七开”的判断。他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我们至今还能感受刘少奇说这番话的坦率与真诚,热烈与激昂!这些话在当时听起来是十分尖锐,很带刺激性的,因为很少有人敢于这样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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