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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左派欲报一箭之仇 邓小平跳"天鹅之舞"

核心提示: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故此,邓力群对邓小平一直耿耿于怀。邓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社会舆论也称邓力群是“左王”。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的“天鹅之舞”。南方谈话开启的新时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因为这一次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了中国。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气,最后推了中国一把。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突破与发展所作的最大贡献。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是从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 

1989年风波刚过,老左派就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了。忍受了几年边缘化,该报一箭之仇了。

1989年下半年,民间传言透出凶险和不祥:

“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留学政策要变,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

“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这是八九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还质问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这是把私营经济和自由化绑在一起。

北京《当代思潮》1990年第1期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1990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文章说,“搞自由化”的人“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自然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谁说》一文的作者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这样说来,该文作者自然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他在文章中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这篇文章的矛头,显然是对着支持私营经济的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要请教作者的是,中共十五大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7,第22页。这个定义符合不符合社会主义呢?

以上几篇文章,都是质疑私营经济的正当性,这是一个焦点。

当时另一个焦点,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问题。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恰逢这一年,柏林墙倒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几代中国人熟悉的镰刀和斧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联共产党解散。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惶惑不安笼罩着人们心头。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有人提出,北京应该出头,挑起世界革命重担。

12月24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

这就是韬光养晦。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他这是第五次来上海过春节了。这一次,他心事重重,有重要的话要说。目睹上海老旧破败的面貌,邓小平心里不是滋味。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与上海市干部多次谈话,主要内容是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他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6页。

邓小平对京城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批判市场经济很不以为然。他说:“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7页。

邓小平谈话在上海干部圈内引起了震动。他的谈话精神,通过一个奇特的名字传遍了全国。

这一年2月13日,距春节还有两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处长施芝鸿打电话给解放日报社的朋友,说市委书记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传达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讲话的精神,很有新意。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和评论部主任凌河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施芝鸿出来一聚。三个人聊天之际,周瑞金拍板决定,大年初一的评论就按照小平同志讲话精神来写。

2月15日,大年初一,羊年头一天。《解放日报》头版发表凌河执笔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皇甫平。文章说,要“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

3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施芝鸿执笔的一篇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也署名皇甫平。周瑞金事后回忆说,这是最重要的一篇,这篇文章把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了出来。文章说:“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半个月之后,3月1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日报》针锋相对,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解放日报》吃了豹子胆,不理会北京的责难。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老作者沈峻坡执笔的一篇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时仍旧署名皇甫平。文章的要害在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皇甫平系列评论触碰了老左派舆论的要害,立即遭到围攻。

4月20日出版的《当代思潮》第2期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北京出版的《高校理论战线》6月出版的第3期发表《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姓社还是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法宝”。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这就把基本路线规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非但如此,阶级斗争还排在经济建设的前面。邓力群说:“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岂不是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拾“以阶级斗争为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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