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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林彪政变,毛泽东如何巧妙布局?

核心提示: 不出毛主席所料,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同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掌握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沉着地待机而动。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经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巡了。16日到武昌。在武汉,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工作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离武汉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华国锋和湖南省负责人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

后又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的历次谈话,我(指汪东兴)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

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没提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当时,我意识到毛主席的这些谈话,是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1970年发生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

9月3日,毛主席到达杭州。下车之前,毛主席同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谈话。在40分钟的谈话中,毛主席询问了他们几个人对庐山会议的认识,并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错?吴法宪在庐山找陈励耘等人谈了他们搞的那一套,上庐山在空军8个中央委员内部有通知啊!陈励耘说:“在庐山吴法宪找我谈时,阴一句、阳一句,这个人说话是不算数的。”毛主席说:过去我讲过,1个倾向掩盖着另1个倾向,谁知掩盖着1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接着,毛主席说明了他们是受骗,受蒙蔽的;并说明党对犯错误的人,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能抓住辫子不放。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1个是设国家主席问题,1个是称“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

毛主席又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不出毛主席所料,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开始了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1年2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秘密据点开会,从3月21日至24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31日深夜,林立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在毛主席此次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刺探毛主席的行踪和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违背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就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这样一来,危险便时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我们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沿途同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又得到新的消息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

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他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

毛主席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有个手令,也没掌握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根据了解到的种种情况,思想上、行动上已有了充分准备。

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警卫工作的陈励耘,接电话的是陈励耘的秘书。他接到电话后,马上就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情请跟我讲。”

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

秘书说:“能。”

我就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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