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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攫夺中国银行,开始金融垄断(2)

核心提示: 此时的中国保险公司既无资产又无经费,可谓百废待兴,宋汉章便利用他久居中行的有利条件,以中行的分支机构为依托,在各地中行内附设外埠经理处,并派熟悉业务者担任保险业务主任,常驻分、支银行。

1934年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攫夺中国银行,开始金融垄断

厄运频频降临身上的徐恩元,任职半载,却招致反对呼声一浪胜过一浪,1916年12月,调离张嘉璈事件将反徐浪潮推向了高潮。

1916年12月7日,徐恩元怀着仇恨报复心理,提出调抗拒停兑令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任重庆中行经理,调上海中行襄理胡苓乡升任副经理,曾与张嘉璈同舟共济、共同抗拒停兑令的上海中行经理宋汉章为引起社会注意,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提出辞职,此招果然奏效,冯国璋、张謇等人均致电政府,要求制止调张。

此前徐恩元和商股联合会已斗争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商股联合会此时也乘机以撤出中行所有商股要挟政府,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调停下,徐恩元收回成命,商股联合会撤消了对北京中行存款实行假扣押申请,调离张嘉璈事件至此草草收场。

徐恩元虽担任总裁仅仅一年,但在诸多重大问题上与商股股东们存在严重分歧,争斗此伏彼起,相互猜疑,使得行务陷于停滞状态,社会批评和责难纷沓而至,徐恩元的总裁职位难以久留自在情理之中,1917年6月,已处四面楚歌地步的徐恩元被迫离职。

金融业巨子张嘉璈

张嘉璈1889年11月生于江苏宝山,自幼聪颖好学,1906年负笈东渡,前往日本庆应大学攻读货币银行和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张氏刻苦努力,坚实的财政金融知识为他日后从事金融业活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09年张氏归国,民国初年,张嘉璈初步显露出他非凡的才华和胆识,受到了政坛诸多风云人物的重视和青睐,民国初年政治黑暗使其逐渐放弃从政的念头。

恰逢此时,东瀛留学期间与他交往颇多的梁启超,正任财政部币制局总裁,在梁启超的大力推荐下,张嘉璈决定转入中国银行工作。上海中国银行正缺副经理一职,经汤睿介绍,张嘉璈平步青云当上了副经理,从此开始了其长达22年的中行经营生涯。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为准备内战,于5月12日下令中、交两行所发钞票停止兑现,为维护银行信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说服行长宋汉章,决定拒绝乱命,坚持兑现。为抵抗政府停兑令,二人四处奔走,精心谋划对策,组织了以张謇为首的股东联合会,继续兑换中国银行钞票,张嘉璈和宋汉章的行为,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成功平息了此次上海金融风潮,为民族金融业树立了楷范。中国银行的信誉大增,宋、张二人也因此在金融界名声大振,张嘉璈于1917年擢升为中行副总裁。

1934年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攫夺中国银行,开始金融垄断

中国银行本票

张嘉璈升任中行副总裁后,1917年7月针对多年困扰中行的京钞问题,向财政总长梁启超提出了三项整理办法:一是修改《中国银行则例》,扩大商股,成立股东会;二是整理中行所发京钞;三是设法限制对政府垫款,并收回以前垫款。梁启超对张氏的提议表示同意,嗣后张氏同王克敏商定具体整理措施,并予以实施。为达到扩大商股股权,实现股本商股化的目的,张氏通过各种关系和个人声望,四处劝募商股,当年所募商股就超过了官股,至1923年,中行在张氏的领导下,基本上成为商办银行,摆脱了北京政府的控制。

作为北洋时代的金融奇才,张嘉璈通过创办银行刊物——民国时期最早发行的金融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使得他的名字在金融界童叟皆知,自1917年到1928年他三蝉副总,为他担任中行总经理奠定了基础。

民国初年公债信用大跌,资金极难筹措,外国银行团欲借中国财政困难之际,捞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鉴于此种情形,张嘉璈毅然向政府提出了从速整理公债的主张。

张嘉璈将西方经济学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灵活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整理公债的原则、方法和基金来源均作了详细规定。

中行根据承诺,每当总税务司拨转的公债基金户不敷周转时,中行总行垫款接济,使公债信用得到了维持。从1921年到北洋政府垮台,除1922年、1927年曾暂缓还本外,一般都能如期偿付,因此说中国公债信用的建立应归功于张嘉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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