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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反右后知识分子脱帽失败:陆定一坚决反对(4)

核心提示: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中央多数领导人的主张相左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应该更多地责备他个人的失误。当然陆定一这个失误,也有它的由来。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起就特别强调以世界观作为知识分子划分阶级的标志。起草《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的时候,童大林告诉过我,毛泽东说:看来还是陆定一比较了解知识分子问题。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出“教育要革命”的指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更是与“地、富、反、坏、右

 

叙完这一段历史,我认为必须补充两点:

一点重要补充是,陆定一在起草《文化革命与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的时候,虽然主张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只有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但是,他认为党还是要坚持团结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一直要团结到中右。为此,在《提纲》中规定了一系列政策:一、在政治上团结他们,实行民主;二、在学术上,实行双百方针(包括在文艺上要容许“无害”作品,在学术上要引导资产阶级学者做好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工作);三、在业务上,要向他们学习,实行“同工同酬”(“学术职称和工资级别根据业务水平评定,不因政治思想进步的快慢而不同”);四、在行政职务的安排上,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加资产阶级左派加资产阶级中间派的代表);五、在领导工作中实行“三结合”,吸收专家参与某些政策和计划的讨论和制定;六、在技术工作中,实行专家的“技术责任制”;七、在生活上,给较高水平的专家以较高的报酬。

从这些思路看,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五一六通知》中被批判为“包庇”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进攻”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包庇资产阶级学阀”的“大学阀”,是不可避免的了。

另一点重要补充是,陆定一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恢复名誉,重新工作以后,多次公开地检讨了自己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

他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纪念周恩来,其中说:“周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把世界观作为标准……这是很对的。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曾经是偏‘左’的,所以是错误的。”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一九五六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要团结工人农民,还要团结知识分子。党内对于是否团结知识分子,又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主张。一种人,包括周总理、陈毅、聂荣臻、王震等同志,是重视而且能团结知识分子的。另一种人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臭老九’,是敌人,‘知识越多越反动’,要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打击知识分子开头的。还有的人,在两者之间,比如说我自己吧,对知识分子犯了不少‘左’的错误,同时也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意见。”

这是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宣部长的陆定一,对“文化大革命”以前自己的最大失误的诚恳而坦率的自白,是我们党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这个总结,我以为,对于我们党现在确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人民的经济结构,经济地位,劳动方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收入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些传统的社会成分的情况同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的时候、同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的时候、甚至同一九七八年科学大会拨乱反正重新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时候,都有了很大的不同,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特别是如何看待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我认为,关键还是如何看待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知识分子问题。我们党把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其中的各类知识分子,称之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把他们称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异己者、敌对者,并且把这个结论写进了党章,其意义是重大而深刻的。这里是不是有过去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已者、敌对者的沉痛教训在起作用呢?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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