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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反右后知识分子脱帽失败:陆定一坚决反对(2)

核心提示: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这个问题上的失误,是同中央多数领导人的主张相左的,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应该更多地责备他个人的失误。当然陆定一这个失误,也有它的由来。毛泽东从一九五七年起就特别强调以世界观作为知识分子划分阶级的标志。起草《文化革命和知识分子问题提纲》的时候,童大林告诉过我,毛泽东说:看来还是陆定一比较了解知识分子问题。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出“教育要革命”的指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更是与“地、富、反、坏、右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宣部《宣教动态》上刊登一则材料:《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反映清华大学检查这个教研组党支部的工作,发现党员中有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他们摆开阵势向我们进攻,必须还击……。针对这则反映,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给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以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这本来应该成为在知识分子工作领域全面纠“左”的一次重要的动员。可惜很快又被猛烈的反右倾运动打断了。

一九六〇年冬天,经济上政治上的“左”的错误的严重后果开始显现出来。党逐渐全面调整自己的政策。先从调整农业政策开始,继而调整工业和科学教育文化政策。前面说了陆定一同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关系。这些条例都是以纠“左”、尤其是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为特色的,也可以说都是继续被一度打断的由毛泽东那封信引起的纠“左”的努力。

然而无论是那封信,还是那几个条例,都没有正面回答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这个根本问题。在肯定陆定一在这几个条例中的贡献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它们的这个共同的缺点。倒是工业七十条触及了这个问题,它定了一条:国营工业企业中的技术人员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它没有进一步去涉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新闻、出版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当然,对国营工业条例来说,也不能这样要求。

应该向谁提出这样的要求呢?应该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惜,中宣部、陆定一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发展和需要。

但是,形势逼人。这个问题终于还是提出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天,在讨论和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的指示的过程中,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中南局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今后在中南,不要再一般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这个宣告,是一声惊雷。

中宣部的《宣教动态》(增刊)上立即刊载了这条动态。没有正面置可否,但显然是当作值得中央注意的动态报送的。这个增刊只印送很小范围。

一九六二年春天,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决定在广州召开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于光远以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和中宣部科学处处长的双重身份,带领科学处的几个人出席这个会,我参加了会议简报工作。

一个是七千人大会上动员出气的宽松会风,一个是东道主陶铸在中南知识分子会议上的那个宣告,感染了科技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国科学院的声学家马大猷,“一马当先”,在小组会上激昂慷慨地提出:“昨天聂总报告‘三不’,不扣帽子,可是我们头上就有一顶大帽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凭为谁服务来判断,那就不能说我们还在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说是有资产阶级思想,或者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那么脑子里的东西,不是实物,是没法对证的。这个问题谁能从理论上说清楚?”当先的一马,引起奔腾的众马。马大猷这番议论,通过上送的简报报告了会议的领导,又通过在会上印发的简报通报了全体与会者。这就在会上引起了共鸣,引起了回响。一时之间议论纷纷。“建国这么多年了,知识分子为国家服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称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哪一天能够摘掉这顶帽子?”“地主劳动多少年,还规定可以改变成分嘛,我们为什么不能改?”

如何面对这个形势,如何回答这些疑问,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周恩来到广州来了,听了汇报,看了简报,召集会议,商量对策。据《周恩来年谱》,“(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约科学界、文艺界的党内负责人座谈,指出:知识分子从总体上不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会的有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记得于光远当时告诉我,在会上陶铸说,我是赞成不要再把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在中南地区的会上已经宣布了这一点,但我发的是“地方粮票”,只在地方通行,不是“全国粮票”,不能全国通行。周恩来要到会的一个个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聂荣臻表示赞成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张劲夫等科学方面的负责人都表示赞成。周恩来还特别问了于光远,说: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于说了一番,也表示赞成。最后,周恩来郑重地说:大家都赞成,我们就决定了。我们大家一起负责啊!

第二天,周恩来向科技会议作报告,宣布了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不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报告还比较审慎含蓄。陈毅快人快语,在他为科技会议和为也在广州召开的戏剧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宣布:给知识分子行“脱帽加冕”之礼,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

这个宣告,在会上赢得了多少掌声和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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