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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长女从童养媳到“狗崽子”的悲惨经历(3)

核心提示: 刘爱琴:1927年母亲把我托给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夫妇就成为我的养父母。本来养父母对我很好,养到七八岁了,养父失业,没有任何收入,养母经常生病,为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我卖到一个拉人力车的家里当童养媳。

“我要活下来,也不能疯掉”

1949年刘爱琴随父亲回到国内,坚持生下了与费尔南多的儿子。此后,刘爱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再后来,她经人介绍,嫁给了同在人大学习的达斡尔族青年巴音孟和,并有了三个孩子。1958年,中央精简机构,刘爱琴响应党的号召,与丈夫赴内蒙古支边。1966年“文革”开始后,随着刘少奇被打倒,她的命运再次遭遇苦难……

记者:听说1967年初,就不让您工作了,后来隔离了两三年。丈夫又要跟你离婚,孩子没有人管,那时您的处境是不是就变得特别糟?

刘爱琴:是啊,那几年等于被关起来。我知道父亲出事都是从群众传闻得来的,说我父亲在中南海被批斗了,光美妈妈让清华大学扣起来,很快街上我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说我是苏联特务。1967年初就不让我工作了,被隔离了,就指定地点,你就在那儿住,写材料,没有人身自由,也挨过批斗。也就是当时所谓的“群众专政”。有一次斗争会造反派说,你父亲6次叛变,至少4次你都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怎么革命的。他们说你不老实,就来按我的头,有时候也动手打,打得牙出血,腰也打坏了,打得我小便失禁。后来又把我送到工厂打扫厕所。

那时候孩子也没有人管,虽然我和他们的爸爸还没离婚,但他在东北那边,孩子只好放在家里,大的管小的,当时满街的人都欺负他们,孩子们真是可怜。后来我就跟他们造反派要求,我说我那孩子满街溜达,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我要求每天都见孩子一面,我就放心他们还活着,死了我也问个清楚到底怎么死的,谁害死的,我就这么说。因此我就让孩子每天给我送饭来。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一天没见孩子的面,我等啊等,头一天晚上三十都没有见着面,到大年初一的下午5点了还没有饭,我就跟门口儿值班的人说,家里还没有送饭来,你是不是去看看。他就找了个人去看,后来回来说,你放心吧,孩子们都好好的,一会儿给你送过饭来。后来孩子送来了饭,告诉我说,在街上放炮玩儿,忘了做饭了。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记者: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女儿,您经受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您父亲给予了您的一生,使您经历过艰辛,感受过委屈,也沐浴过爱。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主席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父亲的去世对您的影响挺大的吧?

刘爱琴:我最后一次见父亲是1966年7月,因为要把我们计委揭发乌兰夫的材料送给主席,回来住了一宿。父亲交代了几句,说,乌兰夫的缺点可以提,但他的事情都是中央管的,你们不要对乌兰夫怎样。他那时候还行,没有什么变化,还主持着工作组。我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文革”开始后,我特别担心父亲的身体,他原先的肺病非常严重。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吐血,维持着生命。我那时想无论他走到哪儿,只要光美妈妈在他身边,就很有希望,很好。结果听说把光美妈妈关起来了,这心里就老是那么提着,吊着……

大概是1969年11月16号吧,我听说父亲去世了,我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轰然倒塌了……我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有起床,泪就是这么流。我把自己对父亲的感情通过眼泪寄托出去,觉得自己不争气,不为他争气。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的下午,我就觉得我要死了似的那种感觉,实在不行了,我只好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出去买点儿东西吃。这时候由难受变成了恨。我想日子得过,命得留下……

我们这个家庭可以说共有5个人,父母、哥哥、弟弟和我。父母都走了,哥哥刘允斌也在1967年被迫害去世了。我哥哥命运比我凄惨,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学习用功,非常懂事,后来从事核研究。在苏联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比我晚几年回国,回来后就到包头从事原子弹氢弹研究,几乎与世隔绝,一门心思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性格比较内向,有什么事都放到心里头,不多说话。后来因为父亲的事挨批斗,他想不通,最后无法忍受精神的折磨,1967年11月卧轨自杀了。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死得很惨。

我弟弟刘允若也被关进了监狱。因为1967年初,江青说过一句话:“刘允若不是好东西!”弟弟就被逮捕了,在狱中关了8年,受尽了折磨,得病差点死在狱中。1974年12月出狱的时候,他精神也受了刺激,走路哆里哆嗦,说话嗯嗯嗯,你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话,他还一个劲儿地说,身体非常差。1977年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二,我带女儿到他住的农家小院找他。一推门,发现他平躺在土炕上,早已停止呼吸。我弟弟一辈子没结婚,也没有孩子。

所以说,我母亲三个孩子就留下我一个。我就想,留下我一个人干什么?他们都是被逼死的。留下我,我要等到父亲的冤情真相大白的那一天,等到对父亲的事情有个说法。这成了我以后生活和斗争的动力和力量。

劫后余生的幸福大家庭

10年的时间,刘爱琴经历了家庭离散、亲人的诀别,最终,她终于等来了父亲的沉冤得雪。这场浩劫中,她看到了太多家庭的破碎、人性的扭曲,但她同样看到了光美妈妈在巨浪袭来时对父亲的信任和忠贞,看到了她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苦苦支撑着这个大家庭。10年的风雨飘摇后,劫后余生的孩子们,更懂得亲情的可贵,更懂得如何坚强地面对人生。

记者:自从“文革”中您的弟弟妹妹们被撵出中南海后,他们都没有了去处。一家人彼此不知道各自的下落,生离死别,天各一方。后来听说他们在北京找了个住处,弟弟妹妹把您从内蒙古找回来了。

刘爱琴:我那时下放到呼和浩特市灯炮厂劳动。请假经常回北京看望和照顾弟妹们,那时候70块钱的工资,我也只能在生活上帮他们洗洗涮涮,收拾房子,做做饭什么的,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刘源从乡下回来,惨得不得了,把这孩子折磨得又黑又瘦。每次回来住些日子,身体就好些,但是又得走,去了以后,半年或一年后再回来,又是原来那样,在那儿半饥半饱的,没人管。潇潇(小小)上学还比较单纯,组织上给20块钱,尽量保证她能上学。我们这样在一块过了几年,我把他们笼络到一块,包括刘涛涛。

1979年初,光美妈妈出狱了,我也从内蒙古调到河北,光美妈妈给我往河北写信,说我们终于又有了家,你可以回家看看,当时我心里特别感动,多亏了有光美妈妈,我又找到了家……

“文革”中,我看到了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我父亲遭受迫害、打击的时候,光美妈妈丝毫没有动摇过、背叛过我父亲,她对我父亲是那么忠贞,光美妈妈蹲了12年监狱啊!我到秦城监狱去看她时,她已经被摧残得不成人样了,驼背非常厉害,长年不能说话,也见不到阳光……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

我想我们家里的关系,我们这些三个母亲的孩子,当父亲在的时候,我们都很团结,很友爱,挺亲密,父亲不在了,我们更应该亲密,何况光美妈妈还在。

所以知道她出狱后,我就跑去见她。见她的时候,我叫她妈妈,这时候叫出来的妈妈是实实在在的,是真心的。我给她道歉说,妈妈,我们家遭受那么大的折磨、迫害,只有我们的妈妈……我说我向您道歉了,过去我年轻,有的时候确实做得不好,不懂事,不愿叫您妈妈,希望您能谅解我。她说,哎呀,你还记得这事,我都忘了。

记者:光美妈妈和您在年龄上相差不大,这种母女关系相处起来还融洽吗?第一次见到光美妈妈,您当时什么心情?总有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吧?

刘爱琴:在苏联的时候,我听哥哥说我们有了新妈妈了。我跟母亲没见过面,没得到过什么母爱,对父亲找的妈妈,那就是妈妈了。但是因为岁数大了,自己也结婚了,所以头一回见面的时候,我没有主动打招呼,是光美妈妈直接说,是爱琴吧。我说是,她就跟我很亲热,我也没有拒绝。

她比我大6岁,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姐妹,但是从家庭地位上来说,她是我的妈妈。当时要说母女感情吧,也谈不上,但在家里一直比较尊重她。那时候她和父亲也有孩子了,平平。光美妈妈挺好,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帮我买衣服、买鞋,教我一些日常的生活,包括吃饭、睡觉、洗澡、洗衣服都关心指导我。我记得很清楚,她给我买了一双布鞋,布鞋脏了我就用布弹一弹,她看见了就说,这鞋可以洗。

那时我也让她生过气,也让父亲生过气。因为我没有母亲,没叫过妈妈,在国外时间又比较长,国外的这种母女关系,叫名字就可以了。她有时在学校给我写个条子说:礼拜天你回家来,家里有什么什么事,落款是妈妈。我也没有反对她,但是没有当面称呼过妈妈。

有一次我可能是对康妈妈说过,说我当她面叫不出妈妈这个词。后来这件事就传到我父亲那儿去了,我父亲不高兴了,就说,你不能这么做。我估计是说我不能在外面这么说。光美妈妈没有吱声,说,没关系,没关系,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她挺好的。

记者:经过了十几年的磨难,现在你们关系反而更加亲近了。

刘爱琴:对。我和光美妈妈到现在都挺好,我经常去看看她,去不了就打电话。最近与光美妈妈见面是上个礼拜,一起吃的晚饭,她一个礼拜游两次泳,身体很好。我有时候不注意,在她面前说自己老了,不行了什么的,她就说:“你还说老!”她一直把我当孩子。

光美妈妈过80大寿的时候,我还召集一大家子人给她过了个生日。过去她受我父亲影响从来不过生日,不过我想,都80岁了,重孙子都有了,我就给她过。2000年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时间比较接近,她是9月26日的生日。我说咱们不叫过80大寿,一家人中秋节大团圆。在钓鱼台宾馆,我们一家大大小小二十几口人聚在一起,我觉得真的非常幸福。

目前,刘爱琴已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俄语教师的位置上离休。现在同沃宝田共度晚年,生活充实愉快。

采访时间 2002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地坛 刘爱琴的家中

采访对象 刘爱琴(时年75岁) 刘少奇的长女

采访记者 赵 曦 董雅丽

文章摘自《真情见证》 作者:郭战平 赵曦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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