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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长女从童养媳到“狗崽子”的悲惨经历

核心提示: 刘爱琴:1927年母亲把我托给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夫妇就成为我的养父母。本来养父母对我很好,养到七八岁了,养父失业,没有任何收入,养母经常生病,为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我卖到一个拉人力车的家里当童养媳。

核心提示:刘爱琴:我前一段时间是怪过,“文革”以后我不怪他任何事,太惨重了,父亲的事业太艰苦了,太残忍了,不怨我父亲,怨我自己考虑不周。

烈士何宝珍——刘少奇的第一位妻子

何宝珍,是刘少奇的第一位妻子,她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同她的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伴侣。

记者:听说您的母亲何宝珍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我觉得她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婚后,她随同您父亲为了革命东奔西走。据说1932年,她因营救其他革命同志而被捕入狱,1934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那时您大概还很小,您对您母亲何宝珍的印象应该都来自别人的讲述吧?

刘爱琴:是。我一直怀念自己已经牺牲了的母亲,很想多知道我母亲的一些情况,为此拜访过曾和母亲一起战斗过的帅孟奇妈妈和夏之栩妈妈。帅孟奇妈妈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早年曾成为家乡的农民运动领导者之一,夏之栩曾是国家纺织部副部长,是赵世炎的夫人,她们曾是我母亲在南京监狱的难友,母亲的事情都是我后来从她们那里知道的。

我父亲认识毛泽东的同时,认识了母亲。1922年,父亲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22号杨开慧家的板房里,父亲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我母亲是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高才生和学生运动的组织者,那个时候,我母亲因为领导反对军阀政府的学潮被开除,到长沙,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了他们清水塘的家里。母亲以前听说过父亲的名字,很崇拜他。杨开慧当时就把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认识。后来我父亲到了安源和李立三领导工人运动。第二年我母亲也到安源工作,担任路矿第三子弟学校教师兼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在那里,两人相爱了。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他俩结婚了。

1924年生了我哥哥。1925年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我父亲到了广州,只好把我哥哥托人接回了老家。我是1927年在武汉出生的,当时父亲在汉口搞工人运动。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和许克祥相继在湖北宜昌和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形势异常危险,父母不得不转移到地下,因此就把我托付给武汉当地的一个工人。那时候我才几个月,我母亲不太想把我放下,但是带我走,对他们对我都有危险,从那时起我就和养父养母一起生活。直到1938年,我才又见到我的父亲,可是却永远再没有见到我的母亲,因为6年以后她就在上海被捕牺牲了。

记者:您母亲被捕是在1933年,当时她担任什么工作,因为什么被捕呢?

刘爱琴:当时因为我父亲已调往中央,我母亲继续留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她已经有我弟弟毛毛,自己一人带着孩子,还担任全国互济会领导职务和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芳,对外是教师身份。1933年,中华海员党团书记廖承志被捕,党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我母亲开始四处奔走,通过各种关系组织营救,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并派特务跟踪。一天一群便衣特务包围了她的住处,我母亲意识到要出事,就抱起我的弟弟毛毛塞给邻居的一位阿姨,说:“帮我照看一下孩子,过几天会有人来领他。”然后就立刻动手销毁文件。当时我弟弟毛毛才三岁,虽然说过几天来领,结果却在街头流浪了十几年,一直到1946年才找到。

记者:我们去拍摄过上海龙华监狱的旧址,虽然今天它已经成为供人参观的景点,但置身其中仍让人感到阴森恐怖,但据说您母亲当时在监狱中表现得非常乐观从容,而且还有个绰号“小大姐”。

刘爱琴:帅妈妈是这样说我母亲的。她很活泼,在监狱里唱戏、帮别人做事,还擅长表演,她为了鼓舞难友,经常用老曲子编上新词表演给大家看,逗得别人捧腹大笑。因为她年龄小,处事冷静、机智,又很关心体贴同志,所以同志们就叫她“小大姐”。

帅妈妈说,闲下来的时候,有时候你妈妈就在那里发呆,刚开始还有人问她,你怎么了?她叹了一口气,不说话了。大家知道她是在想孩子了。三个孩子在外头,自己又身陷囹圄,作为母亲是什么心情,能不想吗?她肯定想孩子们现在怎么样了,我和哥哥还好一点,我被托付给一个工友,哥哥允斌在老家,在奶奶跟前,这都还放心一点。毛毛呢,毛毛有没有人去接呀,其实毛毛那时候在街上流浪呢。

那时候作为一个革命者,又作为一个母亲,那种胸怀真不是现在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

后来,我母亲从上海被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又经过多次审讯,母亲从未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敌人无奈判了她15年徒刑,被转到南京模范监狱。本来可以营救出来的,但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互济会的会员,后来经不住严刑逼供,把我母亲供出来,这一次敌人再也不相信她是一名普通的教师,狠狠追问她丈夫和本人的身份,最后宣布:是死是活,两条路由你自决。我母亲回答说,要口供,没有;要命,有一条,请吧。就这样,我母亲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那一年,我母亲32岁。

可以说在我记忆中没有母亲的印象。

本来我父亲那里有一张母亲的照片,我们手上没有。我母亲的妹妹在贵州,她保存着一张母亲的照片,是母亲在广州照的。1950年解放以后,姨妈给我父亲写信找她的姐姐,其实母亲早就牺牲了,她不知道。后来父亲回了封信给她,说你姐姐已经牺牲了。她写信的时候把照片寄过来了,现在就成了母亲唯一的照片。

一份寻人启事帮刘少奇找到了做童养媳的女儿

1938年5月31日,《新华日报》(武汉版)上出现了这样一段寻人启事:寻找工友赵春山。10年前,刘少奇先生的女儿托先生抚养,他现在想见他的女儿。

这则启事刊登不久,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刘爱琴,此时她已被卖做童养媳。

记者:在你们三兄妹很小时,由于战争和白色恐怖环境,刘少奇同志先后将你们托付给他人抚养,您父母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将您托付给一个工友的,据说那个工友曾参加过工人运动,觉悟比较高,为什么您又被卖为童养媳了呢?童养媳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凄惨的。

刘爱琴:1927年母亲把我托给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夫妇就成为我的养父母。本来养父母对我很好,养到七八岁了,养父失业,没有任何收入,养母经常生病,为生活所迫,实在没有办法,就把我卖到一个拉人力车的家里当童养媳。卖我走也就是为了一口饭吧,为了能活命。

卖到这儿就不一样了,吃不饱穿不暖的,还经常挨打挨骂,我一下子掉进了苦海里。我的婆婆对我从来没有半点的怜爱,我就是她的奴隶,永远得干活,还要不停地挨打、受骂。

更倒霉的是,她一岁多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丈夫”出天花死了,她更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说我是丧门星,像恶魔一样疯狂地打我。我被她罚跪,在凛冽的寒风中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光着的双脚和裸露的小腿被冻出一块块的肿包,肿包化脓成疮,流水结痂,一走路就像针扎似的疼痛。

有一天,我去井边打水,因为头天又挨了毒打,身体感觉又疼又累,肚子也空,眼前一黑,栽进了水井,幸亏被及时发现救了上来,免于一死。可是那时,我真觉得活着如此受罪,还不如让井水淹死了好,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

每天在苦难中挣扎,我几乎天天盼着养父母能把我接回去。记得养母临别时哭着对我说:“孩子,妈有空会去看你的。”我是多么盼望妈妈来看看她苦命的女儿啊!但三四年过去了,妈妈没来过一次。

那时也绝望过,有时候拿自己的手掐自己的脖子,不想活了,当然没有成功。有时候走得很远很远不想回去,但又不知道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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