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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流氓大亨杜月笙在抗战中做了哪些贡献?(3)

核心提示: 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上海区的锄奸工作。对于国民党重返上海,杜月笙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从总体上看,杜月笙在这一时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战是功大于过,有所贡献的。不宜因存在着某些阴暗面和消极面而对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盘否定。

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地下党部的大部分委员在汪精卫的引诱拉拢下投逆,参加所谓“和平运动”。蒋介石对此极为震怒,下令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1939年8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奉命潜入上海,收拾残局。杜月笙事先为吴开先安排去上海的路线,指定在沪管家万墨林就地接应,并为吴提供住处和自备汽车。无奈吴开先在上海住了半年,迟迟打不开局面。1940年夏吴开先返渝述职途经香港,对杜月笙谈及国民党在沪派系众多协调不易,杜月笙当即提议中央设一总的机构,全盘负责上海的地下工作。蒋介石很快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成立以杜月笙为主任、吴开先为书记长的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统一指导在沪的国民党、三青团、军统、中统以及帮会组织。蒋介石还通过吴开先传达他的口信,“上海的阵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请月笙先生多偏劳了”。蒋介石让杜月笙当此重任是因为杜在上海有潜伏势力可资利用,更与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有关。

1939年11月杜月笙从留沪门徒徐采丞处获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返港后杜与高、陶代表黄群接触面谈后再次飞抵重庆向蒋汇报,请示机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离沪赴港。不久陶希圣滞留在上海的3个孩子亦经杜月笙、万墨林的筹划抵达香港。1月21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约”由中央社公开曝光,此举沉重打击了汪精卫卖国集团,全国各地纷纷掀起讨汪运动。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资酬劳。

上海敌后工作统一委员会建立后采取各种办法迫使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制止了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对上海巨大的人力资源免为敌人利用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吴开先后来在回忆中称“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银钱业较知名之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之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

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上海区的锄奸工作。原中国通商银行负责人傅筱庵1938年10月出任日伪上海市市长后,准备下手破坏杜月笙任董事长的通商银行和中汇银行。杜月笙闻讯后立即致电警告傅筱庵。迫使其暂时罢手。1940年10月杜党策动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杀死傅筱庵,在此之前,“新亚和平促进会”负责人张啸林卖国资敌,“不听从好友杜月笙之劝,反而与梁鸿志、陈群等逆勾结,向敌献媚……破坏抗战及派人赴港刺杜月笙”,结果被军统联络的私人保镖林怀布击毙。杜月笙对于这个老把兄之死一直讳莫如深,但还是对人透露过,“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给林怀布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的老把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1940年12月上海统一委员会总交通万墨林被76号汪伪特务机关诱捕以及1942年3月上海统一委员会书记长吴开先被日军逮捕后,杜月笙均尽全力打通关节进行营救。吴开先承认,杜月笙为了营救他“个人耗费三百万元以上”。深知杜月笙与蒋介石有着特殊关系的日本侵略者为了利用杜月笙,试图通过杜引诱蒋介石集团和谈,故意对杜月笙网开一面。万墨林和吴开先两人最后都是日本军方同意释放的。同样,1943年杜月笙筹设通济公司,计划从上海等沦陷区运去棉纱,再从国统区运进日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派驻沪代表徐采丞就此与日本交涉时也没有遇到大多的麻烦。杜月笙此举是经与戴笠商议,得到蒋介石认可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遭受日伪经济封锁的大后方物资奇缺,物价昂贵,民不聊生,饷用匮乏,蒋介石铤而走险,“乃有向沦陷区抢购抢运物资、挹注后方的经济决策”,并指定由戴笠设法“切实办理”。毋庸讳言,杜月笙受命组建通济公司在缓解大后方物资匮乏的同时也给日本侵略者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故人们斥责杜月笙借机大发国难财并非无中生有。

杜月笙在抗战时期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还表现在1941年调解蒋、汪对双方银行职员的暗杀上。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及客观效果来讲,处在地下状态的蒋方特工长期在上海与汪伪特工死打硬拼,进行消耗战是得不偿失无以为继的。因而此次由蒋方主动提议经过杜月笙斡旋达成罢战默契,对蒋方是最有利的。自然,这种妥协对汪伪特务来讲也是一种解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谴责杜月笙勾结日伪也不无道理。

1945年4月杜月笙在重庆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命其驰赴东南,预为布置,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杜月笙于是赶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军登陆,为国民政府再作点贡献,以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离沪,他的人马分化极大,再不趁早收拢,胜利之后很难在上海重新叱咤风云。然而正当杜月笙匆忙行动,急欲有所表现时,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尽管如此,杜月笙对上海抗战胜利后的一些重大善后问题,“如伪军警之处置,伪币之流通,以及严防奸宄乘机骚动,均周密策划”,并电告了蒋介石。对于国民党重返上海,杜月笙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存亡继绝的严重关头,杜月笙以民族大义为重,奋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是难能可贵的。从总体上看,杜月笙在这一时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战是功大于过,有所贡献的。对杜月笙与蒋、日、伪、帮之间的特殊关系要具体分析,要从是否有利于增强中国抗战的总体实力、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毫无疑问,当蒋介石和帮会势力在力主抗战时与之合作是无可厚非的。不宜因存在着某些阴暗面和消极面而对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盘否定。

(摘自2000年7月19日《中华读书报》,作者:邵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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