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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流氓大亨杜月笙在抗战中做了哪些贡献?(2)

核心提示: 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上海区的锄奸工作。对于国民党重返上海,杜月笙确实做了一些事情。从总体上看,杜月笙在这一时期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战是功大于过,有所贡献的。不宜因存在着某些阴暗面和消极面而对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加以全盘否定。

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杜月笙、张啸林、黄金荣

八一三抗战期间如何收容、安置越来越多的难民也是必须予以及时解决的重大问题。杜月笙对此极为重视,认真予以办理。9月9日他以上海市地方协会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救济会。嗣后因难民越来越多,设于仁济堂的市救济会办公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100余人,难以照常开展工作。杜月笙获悉后即同意将救济会办公处迁至浦东同乡会二楼,使该会“一切均上轨道”。

杜月笙还直接参与了部分军事行动。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久,戴笠奉蒋介石之命与杜月笙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9月间杜月笙通过恒社发出通告,号召愿意参加实际抗日工作的恒社社员踊跃报名加入该会。一些恒社骨干在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后与军统组织接上了关系,其中于松乔当上了军统上海行动股股长。在苏浙行动委员别动队的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支队成员中有不少是因帮会关系而被拉去参加的。11月10日日军在浦东登陆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间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别动队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击过日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组为忠义救国军。上海沦陷后,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海军大规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锁长江的计划。杜月笙顾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江面凿沉。在杜月笙的带领下,其他轮船公司也纷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杜月笙和孟小冬

杜月笙和孟小冬

国民革命军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曾召开市国民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成立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对日经济绝交执行机关。杜月笙等27人被推选为绝交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19日上海银行业根据绝交委员会的决议通知各行庄停止对日汇兑证券交易时,杜月笙主持的中汇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单位一体照办。

杜月笙认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不在军队一时之进退,不在一时军事占领之广狭,死伤之多寡”,只要“我国力战不已,则无论战在沿海、战在沿江,或战在内地,我国皆在胜利之中途也”;“任何事业、任何斗争,谁能持久,谁能得到最后胜利”。为了争取最后胜利,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后以市各界抗敌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他曾不惜巨资买了不少中共党组织设法出版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进步书籍,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为广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粮。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抛下了所有的家属,与宋子文、俞鸿钧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继续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杜月笙在香港期间一直把上海作为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重要据点。他通过专用电台与上海保持联系,对上海的情况了如指掌。杜月笙利用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合法身份在港设立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借以暗中帮助军统开展工作。1939年底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薛耕莘赴港,两次到杜月笙处介绍上海的复杂情况。杜月笙介绍薛与军统特务王新衡会面,薛根据杜月笙的意见在会面时向王表示:“决不与日伪方面发生任何关系,并尽可能与重庆政府人员保持联络,遇有重大问题随时商量处理”。薛耕莘从杜月笙、王新衡处领了贴补旅费回沪后,曾掩护过军统、中统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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