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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文革”说腐败:七十年代也能贪污五十万(4)

核心提示: 其实有许多文学作品,不同程度地揭示过“文革”期间的腐败。1979年问世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的“文革”期间的腐败现象,不也堪称触目惊心吗?王守信,一个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兼支部书记,从1971年11月到1978年6月,贪污了五十余万元。那时候,月薪五十几元,就是高工资了。五十余万元,也相当于今日的数千万元吧?

我们那里并非林区,充其量有些丘陵。办林场的目的,我以为其实是为了把分散在生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由大队统一管理。下乡知青分散在各生产队,问题太多。而要把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集中起来,就得有个依托。林场,就是这样一个依托。全大队的下乡知青都集中到林场,大队派一个人当场长。这实际上是把下乡知青与贫下中农相分离。林场里的知青,在场长带领下,除了种树,也种些瓜果之类。当大队有了手扶拖拉机时,大队书记便派拖拉机,把林场出产的东西,一车一车地往公社书记家拉。那时,大队也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弄台拖拉机,其实是没什么用场的。用它来送礼,就是最大的用场了。

1984年问世的阿城小说《棋王》,其中的上海知青倪斌,为了能“上调”到地区文教部门,把祖传的一副明代乌木棋送给了地区文教书记。这还不够,倪斌还写信回家,叫寄些字画来。说“文革”时期没有腐败的人,其实只要去问问那时的下乡知青,就会知道自己有多么荒谬。下乡知青日间思、夜里想的,是“上调”。“上调”的名额非常紧张,竞争是很激烈的。要得到这宝贵的名额,就得“送”,就得比别人多“送”。至于女知青,有时还得把自己的身体向那手里有名额者“送”。女知青被糟蹋的事,其实也有许多文学作品写到了。即便不是为了“上调”,即便仅仅是为了平时所派的活轻一点、所受的待遇好一点,也得“送”。家庭条件好一些的知青,可以常常请假不出工,就因为“送”得多。尤其是可以三天两头回家。如果每次从家里回来,都能“送”上可观的孝敬,当然是回得越多越好。我见过“下乡”几年却几乎都住在城里的知青。每年来一两次,住几天又回,却比别人更快地“上调”了。那原因,是尽人皆知的。

1972年,福建莆田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状况。这是“文革”期间的著名事件。李庆霖信中说:“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说“文革”期间没有腐败的人,为“文革”大唱赞歌的人,动辄说别人把“文革”妖魔化。难道他们不知道李庆霖“告御状”的事?难道他们没有读过这封信?李庆霖就是吃了再多的豹子胆,也不敢对毛泽东说谎吧?

对“文革”的美化之所以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原因是多样的。这里难以细细分析。只说一点,那就是“文革”的真相被揭露得太少。歌颂“文革”的言论享有无穷的空间,想怎么歌颂就怎么歌颂;揭露“文革”、批判“文革”,总是受到限制、压制。———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文革”歌颂者,至少应该感谢“现实”给了他们尽情歌颂“文革”的自由吧?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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