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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被蒋介石怎样羞辱后才开始支持广州起义?

核心提示: 从1923年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至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莫斯科一直视国民党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而中共在莫斯科看来,暂时还是一个比较弱小的党。蒋、汪等人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无疑是狠狠地抽了莫斯科一记耳光。此时莫斯科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

广州起义失败,清廷残酷捕杀革命党人,右起为罗联、饶辅廷、罗遇坤、陈亚才、宋玉林、韦云卿、徐满凌、梁纬和、徐亚培等烈士就义的情形(资料图)

众所周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深受苏联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于此,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论述:“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周恩来进一步分析:“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本文以俄罗斯解密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为根据,剖析1927年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的苏联因素及其影响,证明周恩来以上论述是正确和深刻的。

是否发动起义,存在严重分歧

1927年12月11日凌晨爆发的广州起义,是在莫斯科的策动、指导和积极参与下发动的。早在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密商南昌起义具体事宜时,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中国人熟悉的加伦将军——笔者注)就已设计好了南昌起义军的未来去向和前途——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便获取苏联援助,先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府,再图第二次北伐。这一设想得到了莫斯科的赞同。8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致电布留赫尔:“您关于汕头等等的意见,我们认为都是正确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上述密商的李维汉后来在其《回忆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

应当说,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广州暴动寄予了厚望。1927年8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决定“认为有必要满足乌拉尔斯基(即上文的布留赫尔——笔者注)同志打算装备大约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算在库伦储备物资账上)、30挺机关枪和4门山炮,带2000发炮弹,总金额110万卢布”;并责成“米高扬同志要紧急弄清楚在汕头设立商务代表处或另外一种经济机构的可能性”。同年8月13日发送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的又一封密电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广东的暴动应在成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同共产党结成紧密联盟的口号下进行。”

为了论证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前景,1927年9月14日,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还专门邀请此前不久从中国返回苏联、曾在中国军队担任过军事顾问的一批高级军官开会。尽管与会者看法不一,既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但苏联领导人显然受到了其中持乐观态度的将军们的影响。因为9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作出了决定:“在三周内准备好向中国派遣两名高级军事人员和10名中级军事人员”,“将呆在库伦的41名中国人分成几个小组派往广东,听候H部队(即南昌起义部队——笔者注)革命委员会的调遣”。

可是,两万多人的南昌起义军,经过两个月的南下苦战,到达广东潮汕地区却惨遭失败,损失十之八九。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不得不指示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中央认为叶、贺既已溃败,在最短时间暴动夺取广东全省政权的计划,暂时已经不可能,因叶、贺之溃败而停止各地之暴动”,“广州暴动的计划应即停止”。〔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广州起义资料》(上),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此时,曾参加过德国工人起义的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受莫斯科的派遣抵达香港,他的到来使已经停止的广州暴动准备工作又继续进行下去。10月15日,诺伊曼参加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他在会议上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等6人为南方局委员,指定周恩来、张太雷等6人为南方局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他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了《通告第十四号》:“既然我们广东的暴动完全是独立的行动,当然决不能因叶、贺军队之失败而取消之”,“贺、叶军队的失败,并没有增加敌人的稳定,反而更引起剧烈的内部冲突”,“工农运动的高潮非特不因东江军事失败而低落,实际上更形高涨”。〔《广州起义资料》(上)〕

同年11月29日,诺伊曼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送了一份密电,汇报说:“城市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张发奎手里,他采取了明显的反动的方针,逮捕工人,驱散罢工者。工人强烈不满,情绪激昂。军事形势依旧。市内除警察外只有三个团,其中在特别独立团里,共产党支部很强大,领导着大多数士兵和党员,在第二团里我们的影响也很大。海丰地区的农民暴动正在迅速发展……我们正在组织大罢工,开始成立在革命工会领导下的赤卫队。已把叶挺召来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确定起义日期,因为鉴于上述决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恳请你们立即向广州发出指示。”

当时的苏联驻广州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则坚决反对立即起义。同一天,他也给莫斯科发送了密电:“立即举行暴动的方针是错误的,因为党没有力量在广州夺取和建立政权,举行暴动除了无谓的残杀外只会导致消除现时的改革派,他们尽管有其反动性,但在国民党内是个特殊的派别……拒绝同张发奎会见,我认为是错误的。”他请求莫斯科立即给诺伊曼发出相应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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