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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如何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罪行?

核心提示: 王洪文、张春桥的这些指示,实际上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根据10月8日徐景贤主持会议的决定,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施尚英、张敬标,连夜制定了两个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代号为“捍-1”、“捍-2”(捍:指捍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

(8)吴淞口派出2艘到3 艘渔轮,加强巡逻,机动渔轮机动待命,控制黄浦江等各个渡口,控制水道和隔江送水的管道,必要时实施封闭。

(9)重点支援地点,防空降的措施,弹药储备及武器修理方案。

(10)制定口令、标语。

后来“四人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彻底失败,“捍-1”、“捍-2”方案除了设立指挥电台及集中部分民兵等实施外,大部分胎死腹中。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政治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被隔离,是党心、人心所向。他们的余党垂死挣扎,妄图制造武装叛乱,是逆潮流而动,必然是失道寡助,注定要失败。

第二,党中央10月9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的叛乱部署,造成一时群龙无首的局面,留在上海的3个主持工作的常委感到大势已去,就借口等马天水回来后再作决定以拖延时间,使整个形势越来越对他们不利。

第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迅速控制住了上海的局面,把党中央的政策直接传达到了广大干部,把“四人帮”的罪行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传达给广大群众,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众包围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第四,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对处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政策和策略得当。“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真相迅速被查清,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上海的社会局势迅速走向稳定。

在中央工作组集中突破反革命叛乱的同时,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围的对象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离、停职的有1683人,包括处理和惩办的打砸抢分子458人。

查清了重大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揭、批、查斗争,到1977年底,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的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3批罪证材料的就有98件,向审判*、“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同志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1/3。彭真讲,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就无法进行。

1981年7月13日,“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析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揭、批、查斗争大体上有3种情况,一种是揭、批、查搞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政策掌握得比较好,处理的人不是太多,定性也不算太高,至今申诉的人也不多,在运动中按政策办事,以理服人,没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如上海。我感到这个结论是客观的,公正的。当时讲全国情况只讲了上海,没再讲到别的地方。

我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认真遵循了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坚持团结大多数,坚持区别少数有严重罪行、作恶多端的骨干和大多数受蒙蔽群众的关系,不搞扩大化。在我分管的文教系统和体委系统中,有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打了200多个人,自己累得打不动了,就让老同志相互打,民愤极大,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判得很重,但鉴于他当时只有16岁,年纪小,受了“四人帮”的蒙蔽和教唆,最后只判了3年刑。

在深入开展清查的同时,全市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批判,从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到1977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先后召开了4次全市性的设有主会场的大批判会,主会场一般都有1万多人,另外组织全市党支部委员以上的23万人在各单位拉线收听主会场的实况广播。

各个系统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有20多次。这些批判大会声势之浩大,揭批之深入,群情之激愤,都是空前的,对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教育广大干部从思想上拨乱反正起到了广泛的教育作用。

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们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革”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也是11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陪斗。那时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以后他自己倒站在台上被批斗。巴金说大概是老天有眼吧,是报应。我跟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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