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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历史误会的人:叛党者张国焘的是与非(2)

核心提示: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不仅杀人数量过多,刑讯逼供也非常残酷。杨克武少将在回忆“肃反”那段经历时说:“张国焘搞‘肃反’时,我在四方面军政治科任科长,专搞‘肃反’,杀了一些人。刑罚也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

延安时期,张国焘(左)与毛泽东在一起

开办工人补习学校

张国焘在上海时期,曾与陈独秀畅谈救国理想,创建中国共产党。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上海和陈独秀谈到党纲、党章等许多具体问题,“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周边城市发展。”

回到北京后,已经耽误一个学期课的张国焘得到了学校和教授的优待,总是能得到一个善意的及格分数。张国焘便常常泡在北大图书馆,他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大量阅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历经流亡失落的他重拾信心,正式踏上了政治舞台。

1920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组建。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工人运动。李大钊从他每个月140元的工资当中拿出80元,作为北京支部的活动经费,在他的指导下,北京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中最显著的要数张国焘负责的长辛店工人运动。长辛店距北京城21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这里,有工人3000余名。张国焘经过调查,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这是发动工人运动的最佳方式。

开办学校是需要经费的,张国焘不愿再向李大钊开口,于是将当年家中邮寄给他的一年生活费300块钱捐出来。支部的同志都尽力捐款,此后这项制度逐渐沿袭下来,最终成为中共党费的来源。

张国焘、邓中夏、张太雷等人乘火车来到长辛店,动员工人和子弟踊跃报名参加补习学校。张国焘口才出众,演讲受到了工人的热烈欢迎。补习学校开办初期,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曾到学校讲课。这一时期,张国焘常常替李大钊接待前来借阅书刊、展开辩论的师生。在张国焘的回忆里,中共一大时“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多年后,周恩来对要脱党出走的张国焘说:“这个党是你创建的,你不能离开啊!”

张国焘能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并担任主持人的重要角色,与李大钊对他的看重有很大关系。但是1924年张国焘被捕,在敌人严刑逼供下所写的供词中,排在前面的就是李大钊,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

建设红四方面军,大搞“肃反”

1927年8月1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特派代表身份,在江西南昌主持武装起义,代行政治局职权。张国焘曲解了党中央关于“起义要慎重”的意见,要求重新讨论起义。愤怒的李立三和周恩来拍案而起。当时,知道起义秘密的人已过百,一些起义部队正在调动,起义已经无法阻止。最终,张国焘只得服从多数。

“张国焘‘假传圣旨’差点葬送南昌起义”成为国内史学界的常见观点,但是张国焘至死都声称他“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旨意”。68年后,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清晰地认定张不是“假传圣旨”。

1928年,中共奉共产国际之命在苏联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六大之后,张国焘被共产国际无限期留在苏联“学习”,纠正他的“机会主义倾向”。

1931年,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张国焘将红军游击队加以整组,在湖北黄安建立了红四方面军,破格提拔当时仅为副军长的徐向前担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担任总政委。

在张国焘的主持指挥下,红四方面军越战越强,根据地日益扩大,成为三大根据地和三支主力红军中发展最快最强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和鄂豫皖的老人们至今还记得“跟着张主席,天天打胜仗”的歌谣。

建设红军的同时,张国焘也曾大搞“肃反”运动。这场“整肃”杀害了红四军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仅1931年11月22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一文内就承认:“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不过1.5万人,还有数字是:12个团杀掉了六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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