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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被羁押期间最后一次给毛泽东的上书(3)

核心提示: 春去秋来,中国的历史在曲折中前进。1965年9月21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农村去。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此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他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捂住话筒,进一步探寻着意见。

周恩来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转过身去,又对着话筒喊。

周恩来预感到事情不妙,抽身离开会场,嘱咐周家鼎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通完话,才知就是戚本禹从中作梗,打着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红卫兵。周恩来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人要回来。

周恩来把戚本禹叫到办公室,大声斥责他:“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28日清晨,傅崇碧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时11时,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29日上午,周恩来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了彭德怀的“监护”情况,而后再次指示: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逼供信。

彭德怀被“监护”后,于1967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上书毛泽东。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1967年1月1日

彭德怀写信的用意自然是想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处境,也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到了2月,“文革”风暴更是席卷一切,一大批老干部纷纷倒地,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重了起来。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因为有了这些交代,虽然外面形势很乱,被“监护”起来的彭德怀还没有受到后来的那种非人道的折磨和摧残。

但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彭德怀,现在只能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读书学习,扪心自问,写交代材料;这让他简直无法忍受。有一天,王金岭特地将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却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做梦还又去了三线哩!”

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报》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这天报纸登载了一则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于是,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因而记起去年4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20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95%,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  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怀以他青年时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然而周恩来已经是焦头烂额了。在年初专门研究生产的经济计划会议上,本来应该出席的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可现在都成了一张张空椅子;无限惆怅中,他急切地盼望着主管工业的余秋里快些到来。他喃喃着:“现在管生产的只剩下这一条胳膊了……”而最终等来的是秘书的低语:“余秋里同志被揪斗去了。”如此一来,面对彭德怀满怀热望的信,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他没有忘记彭德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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