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文革中胡耀邦对毛泽东“愚忠”(3)

核心提示: (来源:胡德平)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罗火召,原题:《我的精神导师胡耀邦伯伯》   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

 九大以后,当时的中央要他揭发邓小平同志

1969年3月,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当时“九大”刚开过不久,胡伯伯作为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了“九大”,但没有被选为新的中央委员。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九大”之前和会议中间,有很负责的人找他谈,让他写一个“深刻的 ”检查,说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什么大问题,仍然可以当中央委员。可是,他没有写这样的检查。他对我说:“禄这个东西要看透。如果为了禄出卖灵魂,活着有什么意思?长征的时候死了多少人,那时候哪里会想到能有后来的禄?我还能劳动,自己能养活自己。没有了禄,对孩子们有好处,得自己努力,不能靠天恩祖德过日子。靠天恩祖德,就没有出息了!”

我很快知道了,当时的中央对他很不满意。“九大”之后,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一再逼迫他做检查,他一直顶着,没有写。原因不是他对自己挨整有抵触,而是因为他知道中央的真正目的,是要他检举、揭发邓小平同志。从1950年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到北京,他一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人家认为胡伯伯一定掌握有很多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只是不肯同他划清界线。

1969年10月,胡伯伯和团中央的同志们一起到河南潢川县的黄湖农场“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10月因患急性肝炎回京治疗。1971年初,我从黑龙江回京探亲,常去胡伯伯那里聊天。他极其生动地给我讲述干校生活,充满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体力劳动者的自豪和快乐,没有丝毫的愁苦。他拿出一份很长的干校劳动心得体会的稿子给我看,其中写到与青年同志一起拉架子车往返二百余里运输物资的情景,以及他的兴奋、不服老、与青年人同甘共苦的火热心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如果这篇稿子现在还能找到,希望能有机会发表,因为它是展现胡伯伯人格的一篇珍贵资料。

在聊天中,胡伯伯告诉我,他在“九大”前后拒不检查的事还没有完,驻团中央的军代表仍在逼他写出检查,态度十分恶劣,但他仍然没有写。他已经下定决心,靠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度过晚年(这时他的肝炎已经治好)。但是,看得出来,政治压力让他很苦闷,这与他谈起干校艰苦劳动生活时的开朗欢快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很为他担忧,因为,在1968年夏天,一位非常了解内情的北大同学告诉我:1966年6月,陈伯达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想争取他与刘少奇保持距离,没想到邓小平把这封信交给刘少奇了,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严厉斥责了陈伯达,搞得陈伯达很狼狈,“刘邓路线”就这样开始引出来了。当时我从多种情况判断,这位同学讲的情况是真实可靠的。我看到胡伯伯直到1971年仍然在为邓小平同志受过,认为这样顶着对邓小平同志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保护意义。

经过反复考虑,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胡伯伯听后,默然良久,他明白了:他必须在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之间做出抉择。在此之前,他一直不肯做出这样的抉择,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邓小平同志会反对毛主席。这时陈伯达已经垮台了,但我们都明白,对于邓小平同志1966年6月的行动,毛主席是不会原谅的。胡伯伯对禄位已经视若浮云了,但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对忠于毛主席的政治立场却看得相当重。无论从个人的经历,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上讲,他都不能对毛主席怀有二心。

过了几天,我又去看胡伯伯。他拿出一份检查稿让我看,写的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认识。在这份检查中什么具体材料也没有,只是讲以前对邓小平很敬佩,认为他沉稳、冷静,抓大事准确,现在看来是假象,等等。二三千字的检查,空空洞洞,只是写给毛主席看的一个政治表态而已。胡伯伯对我说:“不知道能不能过关,我只能写这些了,具体的事我确实一件也不知道,总不能捏造吧!”

检查交上去了,当然是不能让上边满意,军代表仍然坚持要把他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终因缺乏证据而未能得逞,不过在以后的6年中,除了1975年的短暂日子,胡伯伯一直被当作异己分子而“靠边站”,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

上一页 1 2345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