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法国汉学家谈上山下乡:为了降伏红卫兵?

核心提示: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

 摘要: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

本文摘自《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 潘鸣啸著,欧阳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降伏红卫兵

尽管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在迈向共产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意义作出了估计,但也不应该忘却当年发起运动时的紧迫形势,以及由此引出的各种“策略”问题。

自1967年秋起,政府就试图恢复社会秩序,重新稳定局面。1968年初成立了以“三结合”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然而,红卫兵在整个上半年里依旧拒绝停止他们之间的争争吵吵,还大打派仗,尤其是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妨碍了秩序的恢复,也失去了政治利用价值。从7月27日起毛和激进派们就陆续派出“工宣队”去控制高等学校,配合加强3月份就已经派驻的“军宣队”。为了表示支持这个行动,毛向已经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赠送了一篮芒果。那些进驻清华的工人们因试图把正在武斗的红卫兵分割开,自己也遭受了损失:多名工人身亡,伤者以百计。此后,当工宣队进入高校的时候,都会高举塑料芒果模型,这简直就是古代皇帝授予心腹密使的尚方宝剑的现代翻版。自此,工宣队就开始把中学生及大学生遣送去边远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和内蒙。然而,这些青年们迟疑磨蹭,情愿留在城里无所事事,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就会造成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威胁。红卫兵其实已经学会了造反,也学会了自己思考问题。像湖南一个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成员开始孕育出某些足以危及制度根基的政治观点。毛在9月发出两条有关指示,还不够;直至12月22日又颁布了一条最高指示,才令大批知青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

降伏红卫兵与重新大规模遣送青年下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下乡运动包藏着镇压的杀机。这一点在官方报刊上从来没有公开提及过,但许多红卫兵都觉察出来了,有的是即时反应,有的是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有所觉悟。随着报刊上的公开责骂,他们对事情有更深刻的认识。当时,连篇累牍的文章猛批红卫兵,指责他们在文化革命中的狂热胡闹、自私自利、缺乏革命坚定性。那时不仅是针对红卫兵,连全体知识分子都遭到谩骂羞辱。文汇报曾大度地表示:“不要一讲知识分子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对红卫兵展开严厉镇压,还逮捕了几个造反派头头,这就更使“革命小将们”明白到毛真的是下了决心要甩掉他们,“再教育”的意思是否定他们为毛所作的一切。

上山下乡运动具有预防及惩治的政治功能,这倒是符合一贯的做法。发配农村一直用于遣散被视为城市里潜在的危险分子,他们没资格在那儿居住。过去皇帝执行政治流放,把犯人押送去屯垦戎边,中国共产党就继承这一衣钵,在最边远最贫困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多个劳改场。1949年后历届政治运动中遭殃的人与各种普通犯人混杂在一起,困在这些劳改场里。1957年毛明确地肯定了有必要分散政治上的对立者及异见者,防止他们集合起来。1954年制定了劳动改造(简称“劳改”)条例,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又增加了劳动教养(简称“劳教”)和监督劳动,都是针对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坏分子”,特别是“右派分子”了。就这样,政治运动成了影响城市人口变化的因素之一。正如两位中国学者所指出的:“自1957年反右以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都直接影响着我国城镇人口的机械变动。每次政治运动的结果,都有大批城镇人口被送到农村,使城镇人口相对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城镇人口变化的影响更大”。就像1966年,一大批城镇居民(有出身反动的、有刑满释放的,等等)不得不举家迁往农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1968年下半年1969年初,全国笼罩在恢复社会秩序、同时又万分惊恐苏联武装侵入的气氛中,自然又是动员知青下乡,这次不仅数量多,范围也更大,目的还不就是镇压制造动乱的不安分子,防止城中心存不满的红卫兵及无业游荡的青年群体产生一丁点儿对抗情绪?林彪在他的“武装起义工程”(又名“571工程”)里,形容上山下乡运动根本就是“变相劳改”,他倒是点出了一部分真相(他本人也有责任),并可能期望触动当过红卫兵的知青们身上的某一条敏感的神经线。这种政治忧虑并不是头一次提及,早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年代里,送到农村去的主要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没有考上大学或高中,在城里又极少有机会找到工作。

上一页 1 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