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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人为何第一个被打倒(2)

核心提示: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彭真对吴晗的保护,使毛泽东更加深了对彭真主持下的中共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印象。

两个星期过去了,北京等地报刊仍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下令:出小册子!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市新华书店奉市委之命不表态,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11月29日才在来自上面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征订,但仍拒绝发行。

作为另一方的代表江青、张春桥,他们一边捺下性子等待对方的反应,一面策划着“放长线钓大鱼”。在双方僵持的局面下,周恩来出面了。不过他实际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毛泽东已开始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要搞“独立王国”了,他必须使毛泽东改变对彭真这一看法,以保护彭真。市委专门开会讨论了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问题,彭真最后同意转载,但他认为,北京各报只能相继转载,以免震动太大,并强调这是执行“放”的方针,实际上是退一步地保护吴晗。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次日,《人民日报》也在《学术研究》栏里全文转载。彭真试图把这场讨论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因此他亲授《北京日报》的按语,强调了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人民日报》的按语是周恩来总理修订的,也强调了“双百方针”。只有《解放军报》的按语是:《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此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按照周恩来、彭真的意见,有意刊登了邓拓、周扬、李琪等人的长篇文章,造成在学术观点上热烈讨论的气氛,有些文章还尖锐地批评了姚文元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这显然违背要下定决心,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运动的毛泽东的意愿。

1966年2月13日,彭真召开了五人文化小组会议,准备以五人小组的名义,起草一个汇报提纲,在全国范围内控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五人小组是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组成的,彭真是组长。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彭真说:“吴晗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与会大多数同志赞成彭真的说法,只有康生“力排众议”,说吴晗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相联系。

根据彭真在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上的总结精神,《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于2月4日拟成了。提纲中提出了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和康生亲自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还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没有直接回答。显然,汇报气氛并不融洽。

3月17日至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就学术问题作了讲话。他说,……各地都要注意报刊、杂志、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前线》杂志是吴晗、廖沫沙、邓拓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提出,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他宣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了,当然,在当时还有很多人并不理解号角发出的旋律和含义,更没有人会想到,要让缺少生活经验,又爱冲动的年轻人去冲锋陷阵。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又多次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指出: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强调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还说如果北京市委和政府“再包庇坏人,政府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这无疑给了这群野心家一剂强心针。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并罗列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的系列“错误”。《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彭真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政治路线方面所犯下的“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

4月16日至2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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