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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总理姚依林讲述毛泽东逝世前后剧烈动荡(2)

核心提示: 外贸部的“批林批孔”始终未乱,表面也轰轰烈烈,还开了训练班,实际上有出奇制胜的招数。周总理便叫他去穗看看,同行者有外交部副部长符浩、外经部副部长李克,他们组成三人小组开赴广东检查展览会现场。马天水找上门来谈的是想让上海管财贸的头头黄金海到外贸部当副部长,征求他的意见。

外贸部当时面对许多问题,处理不好将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利益。如当时进口粮食成了问题。麦子有一种矮腥黑穗病,我国北方气候到一定冷度,此病就发生。黑穗病对麦子有坏处,对人体却并无坏处,当时农业部从卫生考虑,提出进口美国麦子中有矮腥黑穗病。农业部的考虑无可厚非,但“四人帮”兴风作浪,声言凡有此病的麦子一概拒收,无此病才可进口。他们不管老百姓的粮食够不够吃,喧嚷接受了进口就是“洋奴哲学”、“卖国主义”。订合同时要美国人保证,美国人不肯保证,因和其他国家订合同时并无此条例。后商谈用薰蒸办法,美国人说可请到美国去检查,建一个薰蒸仓库,若运到我国口岸再薰蒸,粮食会受损失。不行,为此和美国人争吵不休。上海是吃进口小麦的一个城市,为此那时小麦不准再进口。

花生油进口、玉米进口,同样存在“含黄曲霉素”多少的问题。“四人帮”不承认世界普遍订立的标准,如苏联、西德等订立含50单位以下可进口;而提出要特殊标准:订立非5单位以下不能进口。在粮食等进口问题上便经常吵闹。外贸部出口的货品,外国根据他们人民的习惯,要求按照他们提出的样子制做。不行,不能违背“独立自主”。有的货品钉上“中国制造”的牌子,外商要求可否不要钉此招牌,允许他们拿回去钉上他们的牌子,比如订购中国大华衬衫厂衬衫,是北京“天坛”牌,外商希望换用他们的牌子,因为那牌子在他们国内已打开市场。不行,这是“卖国主义”,对所谓“中性包装”一概反对。外商说多给钱,多给钱也不干,我们要向全世界证明那货品是中国人做的。货物卖大包装时,外商要求拆改为小包装,不行,不许改。他们说不改不好卖,那就不订合同,否则就是“洋奴哲学”。当时,锡箔、纸钱、通书、观音堂、观音菩萨像,一律是迷信,不许卖。要卖就许可卖阿庆嫂、刘胡兰塑像,否则便是“宣传封建迷信思想”。

“我们没听他的”,他笑起来:“只上海一地不卖。上海派人去广州交易会造反,一见到卖那些就造反。上海出产的‘中华’牌香烟,他们一定要卖价订得最高、最贵,说是它的名字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问他们何处有此规定……”

他针对当时外贸出口上的这些问题及纠纷,曾作了报告,一律实事求是地分析、批准,允许外商要求,可以不订牌子,可以改包装……

“加工出口绸缎,问我上边印圣母像、印蒙娜丽莎行不行? 我说可以、行。”他笑道:“1975年在国务院务虚会上,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批评说‘听一个部长讲话,如果不知道他名字,还以为他是外国人!’”

1976年就是这样一个极左横行、无知为上,投机者跋扈的年代,天灾人祸纷至沓来。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于305医院。民心哀痛,群情激愤,外贸部群众也准备了花圈上街。当时中央决定不许上街开追悼会,周总理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请出被半打倒的邓小平致悼词。

不许上街游行送花圈,群众很有意见,六兄急去国务院代民请命。华国锋、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均在,说是中央已做决定,不能上街,已布置了警卫人员净街。他说:“不让上街恐怕不行。”华国锋说:“你们把大门关上,在院里怎么闹都可以,就是别上街!”

当日人们自动集结,沿街哭送总理灵车,悲痛、沉默的人群一直延伸到公主坟,才渐渐少起来。

1976年秋天,他又遇见了另一件事端:外贸部和东南亚某国进行一项贸易谈判,对方官员要受贿才肯成交,而我方不许行贿。

“贿赂的事是不好公开讲的”,他说,“在国外也是不合法的,但不给外商贿赂,贸易便谈不成。对世界各国的贸易中都存在有一个‘行贿’的问题。我们自己人不许受贿,绝对不许受贿;对外贸易却是‘行贿’不可避免,和一些国家的贸易因不许‘行贿’而告吹。”

据说有一项向某国外商的投标,我方不动声色地在伦敦为外商存上了一笔美金,这已超过了1% 到2% 的佣金。向外商示意后,外商于是把投标给了中国。

“送礼还要讲一点‘投其所好’。”六兄笑着说:“比如送国王礼物,先要了解他喜欢要的,他的老婆、小老婆想要什么,要多少克拉的宝石,是发红光、还是发蓝光的……这样办,买卖就做成了,不给贿赂,不送礼,送礼不周,买卖就做不成。所以我主张我们的人不可受贿,对外贸易‘行贿’不可避免……”

据此种种情由,上海来了好几批人,把大字报贴到了外贸部院子里,批判姚依林,企图把他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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