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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在文革中翻起刘少奇的历史旧账?(3)

核心提示: 对高岗、饶漱石的联合行动,蛛丝马迹都没有逃过毛泽东锐利的眼睛。饶漱石自己后来也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   可以说,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的转折点。

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而刘少奇采取了谦让的态度,周恩来、朱德等人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但高岗却跳了出来反对,主张搞轮流。这一下子,高岗的险恶居心就暴露了。

毛泽东言辞犀利地警告高岗、饶漱石:“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以其特有的语言风格挖苦高岗说: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高岗住所)车水马龙。

这一来,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被毛泽东一句话,揭了盖子,露出了真实面貌。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刘少奇主持起草了这个决议。这实际上就是七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发端。

杭州,西湖畔,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处树丛掩映的房舍。毛泽东在这里一边主持起草宪法,一边还要密切关注并指导着北京的那场仍未结束、正在进行的党内斗争。

12月29日,根据毛泽东在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的提议,针对高岗、饶漱石的一系列反党活动,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同日,他致电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业已写好,特派人送上,请审阅修改并批示,这个草案曾经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邓子恢同志正写社论,待社论写好后即可发表。总路线宣传要点,日内即可发出。”“中央各项其他工作,各同志都在谨慎地照常进行,望勿系念!”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作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毛泽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他在信中说: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几天之内,毛泽东审阅了决议草案并作了修改。其中有两处加写的内容表明了毛泽东在党的团结问题上的看法。一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另一处是: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在全会上的检讨稿。1月16日,刘少奇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并在电报中说:

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对刘少奇的检讨稿,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毛泽东的严厉警告和他对刘少奇的鲜明的保护态度,以及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岗、饶漱石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他们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想以“自首”的方式企图蒙混过关。可是,承认错误的时机稍纵即逝,他们错过了改过自新的机会。

高岗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在会议前到杭州同毛泽东面谈。

1月22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谈到了此事,并再次强调了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信中说:

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1954年1月15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了《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根据中央政治局1954年1月12日的决议,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此次会议的议程为:一、审查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问题;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

1月25日、2月5日,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并当面批评了他,同时也希望他迷途知返,悔过自新。但高岗执迷不悟。

2月3日,刘少奇又同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人没有改过自新的愿望,仍然百般抵赖,想侥幸蒙混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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