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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当年为何敢骂蒋介石?

核心提示: 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会见了郭沫若,郭沫若受宠若惊,“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会见后,郭沫若赶紧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文章中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三次描写蒋的眼睛:“眼睛分外的亮...

人们在读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写下的那些奴颜婢膝的诗文时,往往大惑不解:这难道就是曾写过讨蒋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

郭沫若大骂蒋介石,似乎还有那么一点文人风骨,于是就成了这个无耻文人在人格上唯一的“亮色”。而当年郭沫若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这篇文章的?他到底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人们却大多不甚了了。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被推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当年7月7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次年3月18日,因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极为不满,一气之下辞职前往法国。

汪精卫走后,蒋介石经李宗仁游说,决定率国民革命军北伐。当时正值用人之际,广东大学(即今中山大学)文科学长郭沫若由于出众的文采和声望,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不久又被蒋介石委任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蒋介石此次北伐极为顺利,不半载,就已经打到了长江南岸,占领了武汉、南昌。11月11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

此时,蒋介石的大本营设在南昌。他私心自用,想迫使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好从中控制。但大多数中央执行委员仍坚持迁都武汉,蒋介石与广州国民政府为迁都问题产生了尖锐矛盾。1927年2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在武汉召开全体委员大会,选举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而此时,汪精卫还在国外。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连个常委也没选上。一个月后,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公开反蒋。会议认为蒋介石独揽大权,一意独裁,必须加以抑制。正在回国途中的汪精卫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而此时,蒋介石已经占领南京,其北伐军司令部遂迁往南京。国民党就此形成了南京北伐军司令部和武汉国民政府两大阵营。

蒋介石虽然是北伐军总司令,但他能够指挥的部队仅限于他的嫡系部队第1军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部,武汉国民政府则统辖着唐生智的第4集团军,人数、武器装备同蒋介石一方大体相当。有的学者认为,汉方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强于蒋方。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声称“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此口号后被篡改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并被说成是“新三民主义”,其实这八个字中一个“民”字也没有,国民党方也从不承认有所谓的“新三民主义”政策),得到了共产党人组织的工农武装的支持。而且,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虽然表面上服从蒋介石,但并不支持宁汉开战。

而作为第三势力的冯玉祥,面带忠厚,内藏机心,成为宁汉双方争取的对象。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给冯玉祥的公开信说:“占领北京、把张作霖赶回东北的任务,不应妨碍更为重要更加迫切的革命任务,即消灭南京反革命中心。”可见此时武汉政府与共产党人都将蒋介石视为头号敌人。

总的来讲,武汉政府挟中央正统之威,颇占天时、地利、人和。在很多人看来,蒋介石背叛政府,面临政府军的讨伐,又在北上时受挫,不久就会身败名裂。如果在此时挺身反蒋,支持武汉政府,是将来在武汉政府中青云直上的大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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