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历史 > 揭秘 > 正文

胡耀邦:对毛主席一定要认错 不认错难道主席错?(3)

核心提示: 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小津匆匆跑来看我父亲是否安全。父亲送他出门时脸色凝重,声音坚决地对他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和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将中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于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配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这有《邓小平文选》二卷为证,下面是小平同志1982年7月4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同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择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位副厂长就是王兆国同志。在小平同志和丕显叔叔的推荐下,我父亲不敢怠慢,并代表组织亲自做了考察。

1983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以干部四化为标准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又于1985年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给年轻干部的筛选、任用再铺设一级台阶,再进行一次全党性的选拔。

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的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雕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 

本文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作者:周海滨,出版:人民出版社

 

上一页 1 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