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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对毛主席一定要认错 不认错难道主席错?(2)

核心提示: 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23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文革”一来,一时天旋地转,人伦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学术权威”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1966年10月,丕显叔叔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他的心情复杂、彷徨、心中无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紧张而忧郁。“什么是党内走资派?”他的心理活动正像他的回忆录描写的那样:“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

“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真是天下第一奇闻。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出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陈丕显。1967年1月l日凌晨3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这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张春桥为此作注:“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父亲1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他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自己是没有分配工作,没有职务,不在台上,但仍然可以在台下做些工作的老家伙。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次之多。

我父亲以他的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的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他还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亲给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产生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做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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