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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驻华大使:毛泽东发动文革有3个明显目的(2)

核心提示: 到1965年年初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感到很生气,因为党的中央权力机构,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在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照苏联的模式,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警察机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与毛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①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言观色,在“文革”期间以“冷酷无情”著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期,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看出林彪已经过了其政治生涯的巅峰期时,仍把宝押在林彪身上。

目前,根据中共官方记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日期是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事实上,早在前一年秋天,毛泽东就开始准备反对中央书记处。这实际上就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泽东是在遭遇一次政治挫败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连续两年,他一直急于在文艺界发动革命,希望革除掉文学艺术界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念,并彻底改变全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他同时还要求谴责被他认为是在暗地里攻击他本人的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他尤其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的剧本。这个剧本的主角海瑞,是明代一名县官,他因为纠正地方上的不公平事件,而得罪地方权贵,被告到皇上面前,而被皇帝免掉官职。毛泽东认为这个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

毛泽东发表一连串的声明,猛烈抨击以宣传部、文化部和教育部为代表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1964年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

但有关单位并没有采取太多行动。吴晗的作品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和他的剧本,都没有受到公开批判。有几位作家和艺术家确实被送到农村地区从事短暂的劳动,但对于那些发表文章说中国的历史不能纯从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的历史学家,以及那些把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归咎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却还是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毛泽东愈来愈觉得不耐烦,最后决定把文化革命的全部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与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议程上。

这次会议是在1965年秋举行的,开了将近两个月。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并不多,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彭真在会上当面反对毛泽东。彭真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因此是吴晗的顶头上司,他同时也是已经成立了一年的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负责人。他明确表示,“在真理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即使是毛泽东,犯了错误,也应该受到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明确指出,他反对进行彻底改革。毛泽东含蓄地问道: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让各省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这次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自从长征以来他还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泽东的反应是躲到上海去。他和江青在当地有很好的政治关系,而且对他在当地的活动,远在北京的那些领导人也比较难以掌握。一到上海,他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泽东一到上海,就在上海的主要大报上推出一篇文章,猛烈攻击吴晗和他的剧本,并把那个剧本形容成是“毒草”(这是1957反右派运动的用语)。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上海的文艺评论家,以文章毒辣见称。林彪立即指示《解放军》报转载这篇文章。这就让在京的党中央负责人面临抉择:是公然对抗党的主席的主张,还是向他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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