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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另一面:曾拒交香港逼邓小平出绝招

核心提示: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

【提要】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 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

  紫荆绽放之初战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正式拜会邓小平。这是首位正式拜访我国中央政府的在任港督。一石激起千层浪,中英两国的香港之争由此拉开帷幕。

周南:当时小平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最后做了这样的决策:香港问题的解决,一定要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不只是新界的租期到了要收回,不能续租,而且过去两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及《北京条约》)所谓永久割让的九龙、香港(岛),也要同时收回。

在得到邓小平的直接授意后,一个集合了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在香港各界展开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鲁平就是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为了保密起见,他当时的对外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的顾问,香港媒体则称他为“神秘人物”。

鲁平:什么样的人都找,我们自己单位的,包括什么招商局的、中国银行的等等,还有香港商界、教育界等社会各界人士,我们都找他们谈,了解它的政治体制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福利问题,还有国际问题怎么处理、它有哪些外交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为什么能成为自由港、公务员问题、语言的问题等各方面的问题。

一年的调研之后,五人小组获得了很详细的资料。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份报告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后来被称为“十二条”。

但英国人却丝毫不将“十二条”放在眼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在与邓小平的会晤中,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她高调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 完全无视中方提出的“十二条”方案。

鲁平:她气势汹汹。那时候她气很粗,因为刚在阿根廷群岛上打了一个胜仗,所以她是气壮如牛地跑来,所以她叫“铁娘子”。

周南:除了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之外,她还讲,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有英国继续统治才能够得到保证,不能单方面地由我们把条约废除。而且她讲了一句分量比较重的、带有威胁性的话,说如果我们宣布要收回香港,那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鲁平:但是小平同志一下子就把她顶回去了。他说,我告诉你,香港,包括九龙、新界,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

谈判一直在剑拔弩张中进行。撒切尔夫人的盛气凌人激怒了邓小平,在场的周南和鲁平都感受到了他的怒气。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后来曾报道:邓小平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我简直没法跟这个女人谈,她根本不讲道理。”

邓小平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

鲁平:小平同志说,时间不能再等了。他原来说一年里我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说长一点,两年里我们双方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共同解决了,不能再拖。如果这期间香港发生了大的波动,或者我们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协议的话,那就要另外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周南:这话讲得很文明,但分量十分重。重新考虑时间,就是不等到1997年了,方式也就不是和平谈判了。点到这个,她听懂了,很紧张。

鲁平:那时候撒切尔听了这句话,脸一下子就青了,所以后来离开大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摔了一跤。那时候小平同志就是很坚持把她驳回去了。

第一番交手,双方各不相让,邓小平立场坚定,而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撒切尔夫人也并不愿意就此退让。领导人的对峙也带来了团队的僵持,中方坚持“主权问题不予讨论”,而英方则拒绝接受中方提出的“主权移交”等三项议程,整整一年过去,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两国的正式谈判也就无法开始。

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英国人开始着急了。

此时距离邓小平提出的“两年谈判期限”只剩下一年时间。中国方面自有决心毫不退让,英国人却不得不考虑时限到了之后自己的处境。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开始动摇了。

鲁平:英国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理亏,理不在他们那里。所以后来他们也明白,老是这么坚持下去的话,这个谈判谈不成;谈不成的话,对他们没有好处。毕竟英国还有很庞大的利益在香港。

1983年7月,为了寻找突破口,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悄悄打电话给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与自己共进午餐。

周南:到7月份的时候,他着急了,就请我吃饭。吃饭之后他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关于议程)我们中文里很简单,“主权的移交”,没有别的,就5个字;而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他说加“the”不能接受,因为加了就是肯定了,必须要移交,他们不能在议程上先做肯定;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希望我们同意。

我一听这个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也不成话,“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我说:“这样我们万难接受。中文里根本没有这么复杂的问题,英文里的冠词‘the’‘a’,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他又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商量了一下,说可以考虑,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这个问题就此达成协议,接着7月份就开始正式谈判。

就在这顿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周南以敏捷的思维化解了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1983年7月,中英香港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式开始。

周南和鲁平,自然均在中方谈判代表团之中。

鲁平:我对桌是大使柯利达,这个人很厉害,我们两人对面坐着。有一次谈判的时候,他对着我看,我也对着他看;他两个眼睛盯着我,我两个眼睛也盯着他;他不动,我也不动;他不眨眼,我也不眨眼。我们两人就这么盯着,看谁先动。这些事有的时候很有趣。

一边斗智、一边斗勇,中英双方就如此在谈判桌上步步为营、暗自角力。但是主动权始终控制在中方手中,英国人变着法子地寻求“以主权换治权”,中方却丝毫不为所动。一位英方代表团成员甚至承认中国人把他们“搞得狼狈不堪”。

外界自然也对谈判寄予了极大的关注。但双方商定,会谈内容绝对保密,对外只发表公报,因此,所有媒体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每次简短的公报上。

周南:第一轮公报还写得客气,“双方就香港问题的解决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讨论”。到第二轮,那就更剑拔弩张了;第二轮、第三轮,柯利达甚至讲,要保证香港的繁荣,不但要英国管制,还要把香港和内地隔离开来,不要受中国内地的影响。他先用的是“隔离”,后来他说要“绝缘”,要使香港跟大陆绝缘,根本碰不到才行,说得很不像话。双方爆发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所以第二轮的公报就改变了,我们主张划去“建设性的”,因为(结果就是)彼此知道了对方的观点,但这没有多少建设性。第三轮更有意思,两个形容词都画掉,既没有“有益的”,也没有“建设性的”,就是双方又进行了一次会谈。这看起来是小事,引起的震动却很大,外界特别是香港媒体很敏感,一看公报措词一路往下降,就知道会谈不顺利,肯定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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