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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康有为:伪造密诏 一心想当政治领袖(4)

核心提示: 也许是证据不足,也许由于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个神话破灭,一个惯于造神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造神的同时,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过去的神话(这个神话和史前时代的神话无关)。康有为作为清朝末年改革维新的象征人物,早已成为一个神圣的符号。

本书揭穿的康有为神话还远不止这些,就足已让我们触目惊心。我当然并不认为这些都已是历史定论,但我完全相信我们在历史教科书和大量历史书中所认识的那个康有为是被人为地拔高了的,是被他自己、被他的弟子、被所有造神的人拔高了的康有为,而不是历史中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康有为,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仅仅百年前的历史就会如此模糊?为什么历史学家会从尘封的史料中发现如此石破天惊般的事实?我们不禁要追问康有为和他的弟子到底有多大的能耐,能欺骗一个民族百年之久?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我们习惯了造神,一旦有人风云际会,浮出水面,就把所有神圣的光环往他头上套。仿佛从来就是英雄创造历史,明星创造历史,广大普通参与者、更不用说芸芸众生都只是权力的垫脚石。多少年来,我们的造神运动又何曾中断过?

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洪秀全造神的历史,我们从以往的历史书上看到的多是被神化了的洪秀全。同样,戊戌变法也造就了康有为的神话,因此一百多年来,当我们回首那段历史的时候,总是笼罩在康有为自己和后世的人们所精心编织的神话之中。如果还历史本来面目,在十九世纪末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关心民族前途与命运的绝不是个别“领袖”与“英雄”,还有大量的普通知识分子、青年学子,甚至功成名就的官僚。想想准备参与“公车上书”的就有一千多举人啊,仅仅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就有十五起上书。还有那些参加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那些办报、著书、写文章的,是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有名的与无名的,共同推动了轰轰烈烈的悲壮的维新运动。这其中光绪帝起的作用也非常巨大,鼎力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贡献也不会比康有为少,办报的汪康年影响也很大。

当然,康有为倡导变法,顺乎当时的时代潮流,是大势所趋;他写的上清帝书,也确实慷慨动人,文采飞扬,颇有见地,其救国热情跃然纸上。正是因为康有为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追随他倡导变法维新的骨干,通过著书立说,传播他的维新思想,通过不断的上书、组织学会、办报、演说使他成为名动一时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有力地推动了戊戌变法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功不可没,康有为之名也因此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不能因此就不顾事实,把康有为的作用人为地夸大。我始终坚信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人共同的努力造成的,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特别伟大、英明,独自创造了历史,那恐怕只在电影、戏剧当中。即使在一八九八年的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的作用也极为有限。变法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把康书中关于“孔子改制称王”的字句全部删除,同时下令印发另一位改革思想家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一千部,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是官员人手一册。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家,康有为当时显然并没有得到什么特别重视。康本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梁启超只是办译书局事务,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中也没有提到康有为的名字。重要的“军机四卿”中没有一个是康门弟子,他们后来无一幸免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当康有为流亡海外,享受着世界各地华侨捐给保皇事业的巨款时,又何曾想过这些为变法流血的志士?康有为在意的是他的领袖地位,在意的是满清皇室对他的知遇之恩,在意的是他的高水准的生活。即使到了民国时代,他在垂暮之年,在杭州西子湖畔建造别墅,一看中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毫不羞耻地纳为小妾,一边写《大同书》说什么众生平等,一边却是三妻四妾。

《温故戊戌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康有为,一个不是圣人却立志成为圣人,一个处心积虑要做帝王之师的人,一个不满足于做变法维新的精神领袖、不惜伪造密诏、一心渴望成为政治领袖的政客,一个曾推动了历史又拉历史后腿的思想家,一个曾抄袭别人学术成果的学问家,一个为谋求进身之阶不惜献媚权贵的书法家(他早年的书法名著《广艺舟双楫》肉麻地吹捧大权贵翁同龢父子的书法成就以取悦翁)。他当然是戊戌变法的主角之一,但不是惟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事实,试图把戊戌变法变成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温故戊戌年》仅仅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我们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走出康有为的神话,走出所有大大小小历史的神话,只有从神话中走出来,我们的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个总是生活在神话中而不能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息的。

来源:人民网  作者:后削发为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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