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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中共让国民党恐惧的组织能力究竟多强

核心提示: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区委更进一步规定:党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五人以上入党。《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5年8月25日)《上海文件》乙1,第124页。并批评在入党问题上重质不重量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上海区委通告,枢字第二号》(1925年8月29日),《上海文件》甲1,第3~4页。对于发展对象,区委指示,“只要有阶级觉悟及诚实便可加入,认识主义的程度如何,能力如何,都不必计及”。

1948年上海警察逮捕罢工的女工 资料图

1948年上海警察逮捕罢工的女工 资料图

本文摘自《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作者:王奇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21—1927年,是中国共产党“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的重要转型时期。1926年10月17日,陈独秀给各级党部负责同志的信:“我们现在都已经喊出从研究的小团体到群众的政党这一口号了。”见《上海区委关于扩大组织的计划》,1926年12月1日,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编印《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下文简称《上海文件》)甲2,1986,第77页。在短暂的五六年间,中共由最初的数十人,发展到五六万人。四一二政变前,中共党员人数为57900余人。见刘华峰、王雨亭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27页。这是否意味着中共这样一个外来的“国际性”政党组织,1924年1月,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指国民党引注),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见《北京李代表意见书》,《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1924年3月2日。已经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并在一定程度上楔入了中国底层社会?近代以来,中国人借鉴和移植外国的知识和制度,多半“水土不服”。那么中共在向中国社会渗入的过程中,其遭际又是如何?本章试图考察早期(1925~1927)中共在上海都市社会的组织动员。在1920年代上海纷繁复杂的都市环境里,中共如何立足生存,如何扩张组织,如何动员民众,采取了何种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诸如此类,均值得我们饶有兴味地去探讨。

上海是中共早期革命的大本营和重要的活动基地。在1925~1927年间,中共在广东和两湖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革命。不过,当时中共认为,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上海这样一个拥有数十万产业工人的大都市开展革命,才最具典型意义。

当然,选择研究上海,与中共上海地方组织文献相对完好地保存大有关系。1925~1927年间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文献,尤其是中共上海区委1921~1927年间,上海区中共组织的演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21年12月至1922年7月,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阶段;1922年7月至1924年4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除上海市外,还领导江浙两省党的工作;1924年4月至1925年8月,为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阶段,只领导上海市区党的工作;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为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阶段,领导上海和江浙两省党的工作。本章将这四个阶段的上海区中共组织,简称为“上海区委”。研究对象只限于上海市的党组织,不涉及江浙两省。历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保存相当丰富。1980年代,中共中央档案馆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编辑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这套《文件汇集》分甲、乙两编。甲编按组织机构分为八册,如上海区委文件、区委各部1925年8月至1927年6月,上海区委的工作机构设有宣传部、组织部、工农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文件、区委下属各部委1925年10月,上海区委按区域建立了七个部委员会,简称“部委”,分别是杨树浦、引翔港、浦东、小沙渡、曹家渡、闸北、南市。另有徐家汇独立支部。文件,以及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工会等群众团体文件等。乙编为上海区委会议记录之专辑,共六册。甲、乙两编均非正式出版品,注明为“馆藏本,供内部使用”。不过,甲编八册坊间早有流传。唯乙编六册控制最严,外间基本上看不到。

1980年代以来,中共地方组织的相关文献资料大量汇编出版,为中共党史研究在进行全局性的宏观鸟瞰的同时,兼及区域性的微观细察提供了可能性。这些文件不同于中央高层的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内容多为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这些文件当时是高度保密的,从未打算公开甚至保存下来,内中不少出自文化程度甚浅甚至不知名的党内基层干部之手,行文和内容表述大多直白,未加修饰,有的文句不通顺,错别字亦不少见,但亦因此而更显生动、鲜活。如中共上海区委的会议记录几近完整地保存下来,尤为难得。

中共最初虽是少数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团体,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自我定位,使其创党伊始即申言要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中共二大就强调:“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团体”。“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57~58页。1924年开始加入国民党后,在国民党的旗帜下,中共将精力主要投向民众运动,认为只要将民众组织动员起来了,党的势力就可以深植于广大基层社会,并具有不易摧折的伟大力量。

1925年五卅运动,中共对动员民众的信心骤增。五卅前夕,中共估量自己的实力当时中共党员总数不到1000人,其中上海的党员仅200余人。和总结前两年工人运动的经验,不敢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打算发动一场小规模的罢工,因为中共担心“不能确定抓得住群众的指挥,群众成无意识的兴奋,恐酿事端”,引来“政治上之压迫和经济上之恐慌”。《上海地委会议记录》(1925年5月15、22日),《上海文件》乙1,第104、107、111~112页。但运动最终引发为一场超过五四运动规模的全国性的反帝大风暴,大出中共的意料。虽然运动由多种力量和多重因素所促成,但这场运动给中共一个极深的感受是:革命并没有原先想象的那么难。如恽代英在五卅周年纪念时说:“五卅运动是全国数百万人共同联合起来的一件大运动,在普通的人一定以为是一件顶难的事情,但是有了相当的宣传和组织,并得到了相当的机会,实际是很容易号召起来的。”“我们不要把革命看得太难,只要我们努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恽代英:《五卅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7、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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