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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保干部:带头做检讨 中南海设避难所

核心提示: 对一些被批斗得很厉害的部长、副部长,周恩来则以让他们到中南海“写检讨”的名义,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宿舍楼住下。周恩来告诉工作人员,如果“造反派”要来揪斗,就说“检讨”还没写好,不能出去。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来源:资料图)

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导思想煽动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斗争的矛头一下子就直指党内高层。

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直到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这些一生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屈奋斗的无产阶级战士,这些自认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就与资本主义道路无缘的人,也不知怎么的,很快就被打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

如此“革命”,许多人不明白,想不通;去问总理,总理也不明白。

谁明白,恐怕只有林彪、江青一伙人——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打倒一大批党内高级干部,达到篡党夺权目的阴谋家——明白。

一些对“文化大革命”表示过不满的党内高级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一大批妨碍阴谋家篡党夺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作为“党内一小撮”揪了出来。

这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被揪出来的人,大多是与周恩来长期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在特殊的环境中尽量保护他们,成了周恩来义不容辞的责任。

怎么保?在“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期,林彪、江青以及中央文革一伙人有毛泽东的直接支持,正红得发紫、得势猖狂,他们丧心病狂地迫害大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果公开为大批受冲击者开“绿灯”,显然不是时机,也根本行不通;正面与林彪、江青一伙冲突,也未必是好的办法。历史的扭曲给周恩来造成了十分艰难的处境,这使得他必须对老干部采取巧妙的保护办法。周恩来发挥了他过人的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也为此费尽了心血。

周恩来最初对老同志的担心,是他们的一些不满情绪和言语。“文革”开始以后,随着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和到处夺权之风盛行,许多老同志开始既不理解又产生反感。周恩来手下的一些部长们意见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到总理办公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他们知道,心中憋闷只有到总理这里讲一讲,总理是了解他们的。但一开始他们没想到,周恩来与他们一样,也对“文革”不甚了了,也不理解。更痛苦的是,有些事情,在“总理”这样的位置上,不理解要执行,理解了也要执行。

得知部长们的这些牢骚话,周恩来很焦急,生怕这些久经战场考验、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同志会在政治斗争中惹火烧身,引来麻烦,以至于无法挽回。为提醒他们,周恩来多次对他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

他让军事秘书传了三句话给这些老部下:

心中无它,积极革命;

实事求是地检查;

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写了一封密信,让秘书带给一些老帅、副总理、部长们,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总之一定要谨慎言行、小心处事。

周恩来交代送信的秘书:把信亲手交到这些老同志手上,当面给他们看完后再让他们签名,然后你再带回来。

秘书拿着总理的亲笔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这些人看了信后都很感动,明白这是周总理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

等他们看完信,秘书再将签有老同志名字的信退回周恩来手中,周恩来随即把信销毁了。

斗争是严酷的!为防林彪、江青等人借题发挥,周恩来不得不这样做。

1967年“二月抗争”后,老帅们的处境更为困难,他们“忍无可忍”,公开表示要与林彪、“四人帮”一伙“斗到底”。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明知面临着“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的危险,但毫不畏惧。

在“二月抗争”中挺身而出的“三老四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不久就面临着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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