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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组图) (3)

核心提示: 在刘志坚等人去上海之前,叶群又给刘志坚打来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毛泽东三次阅改《纪要》,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且发挥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将《纪要》作为中央文件批转全党,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

组图:文革中的江青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修改了ll处之后,又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在陈伯达参加下,江青、张春桥、陈亚丁又对稿子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再次作了修改,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后,又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

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当时林彪就住在上海,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立刻让人为他代笔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并向刘志坚等人交待,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在这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

毛泽东三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在三次审阅和修改中,他不但同意建国以来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增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同他后来多次说过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七八年搞一次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他还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这同他于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搞掉这条“黑线”,夺回被“黑线”占领的阵地,就势在必行了。这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

在《纪要》原来的标题上,毛泽东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当年名声显赫,被称作是“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座谈会”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纪要》又经过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这不仅使江青变成“师出有名”,而且提高了《纪要》的地位和权威性。在那个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当然不会再有人提出异议,《纪要》很快就履行完最后手续,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中发(66)211号”文件,于1966年4月10日下达全党。

《纪要》作为中央文件下达全党,标志着江青作为领导“文化革命”的“旗手”,在全党正式亮相,预示了“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来临。《兵临城下》、《抓壮丁》、《红日》、《舞台姐妹》等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影片,按照《纪要》的调子,在全国各大报纸上遭到连篇累牍的错误批判。一篇篇批判文章,无疑是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判决书。军内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包括影片的编剧、导演,被打成了“黑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姚文元抛出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长文,挥舞“左”的大捧,诬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就是周扬;胡风、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林默涵、田汉、夏衍、阳翰笙、齐燕铭、陈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其调门之高,文风之霸道,令人震惊。《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不仅否定了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界的巨大成就,并使“黑线专政”论很快蔓延到教育界和其他各个领域,为整个否定建国后的17年,进行一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提供了论据。

【彭真主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力图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由此引发了对彭真的严厉批判,最终导致了以摧毁被称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目标的十年浩劫】

组图:文革中的江青

1966年2月3同,与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相隔一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召开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会议针对姚文元一伙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思想界混乱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这个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了加强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专门成立的。因为会议是在二月召开的,这个提纲又被简称为《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明确提出:

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很明显,这些话是针对姚文元一伙在批《海瑞罢官》时专横武断、以势压人的恶劣作法而发的,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加以约束,引向正常的学术讨论轨道。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开会,通过了《二月提纲》。随后,又派彭真、陆定一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容。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于是,彭真就在武汉代中央草拟了关于转发《二月提纲》的批语,在京的政治局常委传阅表示同意后,就以中共中央文件把它批转全党。然而,这个提纲,并不符合毛泽东要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战略意图。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二月提纲》没有发表不同意见,并不等于同意这个提纲。3月下旬,毛泽东同康生、江青等人多次谈话,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令向全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于是就产生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最后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讨论通过的时间是5月16日,这个通知又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除点名批判彭真外,还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也由此而被打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由此在神州大地熊熊燃烧。

本文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叶匡政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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