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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江青插手军队文艺内情(组图) (2)

核心提示: 在刘志坚等人去上海之前,叶群又给刘志坚打来电话,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等人为准备回京后向总政党委汇报,起草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想不到江青看了之后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

“座谈会”开到2月19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当时想,看了十多天电影,江青讲了那么多话,总得理出个头绪来,回去才好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

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3000字。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这个《纪要》写好后,打印了30份。当时刘志坚等四人还研究要不要送给江青看的问题。考虑的结果,还是送给了她一份。

随后,刘志坚一行六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后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的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第二天上午,刘志坚一行由济南乘飞机回北京。

刘志坚等一行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了江青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这个《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并要刘志坚派人来上海,她帮助修改。她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当天下午,刘志坚立即将座谈会的情况和林彪及江青的意见,向肖华主任作了汇报。两人商定,派陈亚丁回上海参加修改。陈亚丁随即又返回了上海。

【陈伯达把“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江青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第一,陈伯达说:“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

它是30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还有他根据“追记”补充的,改写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讨论过两次和多次修改。这次修改稿,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3000字增加到5500字左右。

这次最重大的改动,是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这实际上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夏衍、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论点。接着在下边还加了一段:“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对30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900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江青当时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但是她早有政治野心,处心积虑想从文艺战线打开

走向政治舞台的通道。尽管她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以特殊的身份出现,但还是遭到了党内不少同志的抵制。用她当年的话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人听。”召开这次“座谈会”,她是要借“尊神”之口,说出她要说出的话,这才是她的“本意”。

江青为什么说刘志坚等人起草的那个《纪要》,“歪曲了她的本意”、“给她闯了大祸”呢?原因盖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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