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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朱德毛泽东的真实关系

核心提示: 尤其与把秋收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的后来被认做是正统做法相比,接受 “收编”的作法实在有点“投机”之嫌,不管这样的收编其实上保留了多少独立性——当然,当以后他率领的整个红军队伍也主动地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后,他的这一有争议的作法明显可以得到谅解。

  四、富田分歧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与刘敌率红二十军移师永阳,并拘捕了湘赣苏区的部分人员(19)。

毛泽东力主平叛,并写下那篇著名的“讨逆檄文”(20)。但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披露,朱德拒绝签署命令(21)。不过,在史沫特涞所著描写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对富田事变的否定态度是很坚决的(22)。

从日后的红二十军缩编为一七五团的史实看,红军之间有可能真的发生过冲突。这一“内战”也曾被写进某些文字材料中,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也有引用(23)。但这种冲突肯定不会很大,否则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史料述及。红军之间终于没有大打起来,应该与朱总司令的拒签命令有关。

   五、宁都中立

以上的事实至少说明一件事:朱毛的关系既不是特别的亲密也不是特别的疏远。二人在更多的时候保持了一种君子间的淡泊。所以我的题目用若即若离:既不是无条件的不离不弃,也不是势如水火。

在“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的宁都会议上,朱德的态度耐人寻味。到江西做过调查或接触过宁都会议秘档的某些人说,在整个宁都会议上,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只有王稼祥一人(24)。最能感受到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霸道”或“自主”作风的周恩来和朱德,都并不象后来记述的那样坚持认为支持毛泽东。

事实上,通行的那种记述是有问题的。前后方各有四人,如果只是后方四人提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案而后方战友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4:4的结果不可能让毛的兵权被罢免。纵是刘伯承在当时十分活跃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25),可他并没有在苏区中央的发言权。从心理和关系场景上分析,周朱也不会在有后方中央即项英、任弼石等的坚决态度下“力挺”毛泽东。

最为合理的解释,朱德一如在遵义会议上一样,表现了稍稍偏向于主流的中立。

六、遵义附和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可以用他对张国焘的话来推断:老毛在游击方面有长处,我们想让他出来搞一搞(26)。

据杨炳章的研究,这未尝不是洛甫、博古、周恩来的想法(27)。越来越多的资料让人设疑:遵义会议也许并不象人们想象以及李德、索尔兹伯里描写的那样是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28),它压根就是博古们的一个权宜之计:搞得好就搞,搞不好就解散。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家底,他想保留这支队伍的心思应该最重。而据研究,长征路上,洛甫确实表露并实施过解散队伍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的念头(29)。而对于朱德来说,换出毛泽东来与自己共同把二人的根本队伍红一方面军带出困境,至少要比让李德这类人打光要好。

七、与狼共舞

没有多少心机的忠厚长者与张国焘在一起的一年到底是如何相处的,也许并不象毛泽东想当然也是给朱总面子的那种说法——“他肯定不会同意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和他做了坚决的斗争”——那样肯定,也不会象某些人想象地那样完全倒向张国焘。但从结果来看,从以后朱德的军政权力越来越成为点缀来看,他与张国焘的一些交往还是让毛泽东感觉不满。不管这种交往是被挟迫还是自愿。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的诸多将领都受到了这种怀疑。如董振堂、何长工、肖克、罗炳辉等。口无遮拦的董军长牺牲在西路军的战斗中,而其他数位也有过不被重用的短期历史(30)。陈伯钧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有过实实在在同张国焘进行抗争的记录(31)。

但是无论如何,朱德在与狼共舞中存在了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与反对张国焘而被“清洗”的曾中生等人相比,朱德与徐向前们一样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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