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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中央的“大逃港”风潮

核心提示: 1997年香港的回归,“个人游”的政策为内地人来港提供的方便,加上香港边境反偷渡系统的不断完善,偷渡情况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

对于香港来说,自1997年回归祖国以来,每年7月1日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40年鸦片战争两年后,香港被英国占去,这个脱胎于珠三角的岛屿,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存在姓“资”与姓“社”的意识形态差异,香港与内地的分道扬镳显得更加坚决和迅速。

后近三十年时间里,政治铁幕却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为主的民间形式始终活跃,最终汇聚为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以深圳为例,在公开的文件里,“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四次大规模偷渡”,分别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

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如今,众多香港人纷纷在深圳等地投资、买房,而在改革开放前,在香港与宝安县(1979年改名为深圳市)山水相连百余里的海岸线上,历史却怎样错步向前,以致数万人铤而走险、蹈海求生逃亡香港?

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

新中国成立期间,由于战乱等因素,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香港年报》记载,上世纪50年代初,战乱使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建国后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公社化“大锅饭”模式下的一切归公,如个人财物方面,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存入银行,极大伤害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怀着不解、不甘的心情,开始孤注一掷逃亡香港,特别是在广东沿线一带。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从陆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1962年“五月大逃亡”,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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