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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之子谈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核心提示: 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刘少奇之子刘源谈毛泽东、刘少奇分歧

这次会议原定是交流、总结经验。会前,邓小平出于好意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这使毛恼火。同刘发生争执后,毛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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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杨尚昆两位老叔叔都分别问过刘源:“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打倒你父亲?”真让人哭笑不得!这正是刘源一直想问他们这辈毛泽东、刘少奇的老战友,而又没好开口的问题。其实,何止成千上万的非当事者也在寻求答案,而我们又何尝不是成百上千次反复自问?显然,这已成为千古之谜了!

既然要坚决避免“文革”悲剧再度,就要深深吸取教训。必然的,非要解答、搞清“文革”的起因不可。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合作与相同之处,已经讲了几十年。要解答毛刘为何分裂,大批老革命为何被打倒?毛为何要发动起全民搞个“天下大乱”,砸烂自己建立的“旧世界”?当然要致力于找出毛泽东与刘少奇、与大批老革命、与“旧世界”的歧异和矛盾。回避、掩盖这一事实,不管动机多么美好善良,无异于对历史和子孙犯罪。

“文革”伊始,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就指出:要联想“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不久以后,又坦言决心倒刘起自“二十三条”之时。本文正是从1962年切入,重点叙述了政家学者无意或不愿涉足深究的、连当事人也几乎噤若寒蝉的“四清运动”的始末,分析毛刘的同异,探得“天壤之别”的两种指导思想。追流溯源,追到“新民主主义制度”;又山高水长,简括出两条“南辕北辙”的建国思路。这不就是毛所指责的“两条路线”?不正符合了毛所强调的“路线斗争”?无可争辩的是,没有“从不让步”的“原则问题”(毛泽东语),毛泽东决不会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和半数以上的老革命、老战友。若生前尚有被“逼宫”之虞,“响应者无几”,“我死了怎么办”(毛泽东语)?我们看到毛泽东确实是忍无可忍才“炮打司令部”。不过,历史和实践纠正了黑暗的10年中被颠倒的是非。

我们正是试图提出一种“文革”起源说,讲清“来龙”。至于“去脉”,不属历史命题所关注的范围,留给读者们去想。所以,也可能是解开了许多谜团,提出了更多的爆炸性大问题。正是这些大问题,曾经启发刘少奇去探索,并引导着集体智慧,凝结出光辉的邓小平理论。仍是这些大问题,驱使我们去追求,为新一代扫清道路,朝着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未来迅跑!1998年,尽管有下岗风潮的苦恼,又抵抗了百年洪灾,但世所公认:相比周边邻邦及全球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当不错。回忆、叙述、总结过去,总是要联想现实,我们会更深地感到:几千年来梦寐以求,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吃饱穿暖了;在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国家的领导集体不也是历史上最团结稳定、少有错误的吗?看现实,又总要追寻过去:今天的一切又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6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展开过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过去,通称为“四清运动”。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群众自我教育为主的运动,虽然夭折,但作为政治改革的一次可贵的尝试,与同时期成功的经济改革尝试一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尤其是刘少奇为中国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启迪后世,在历史中闪耀着光辉。然而,也留下许多终点、谜团和重大课题,待我们去解答。而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指导思想上的同异,他们分歧的根源,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融于我们的言行。

“四清运动”的由来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文革”初期,刘源询问父亲,毛泽东的大字报批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的回答正是从这一幕开始的。

“大跃进”及随后的反右倾,造成国家一片混乱,万家墨面,千村萧索,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忍饥挨饿,直至付出几千万生命的代价。“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却没有统一领袖们的思想,对如何克服困难出没有取得共识。大会一结束,毛泽东即去武汉了。

1962年2月21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大家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称的“西楼会议”。

讨论时发现当年的预算仍有巨额赤字,5年累计赤字十分惊人;商品供应量和社会购买力之间的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更大了;各方都十分吃紧。针对这一情况,刘少奇说:“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认为国民经济处在“非常时期”,要求大家必须拿出一整套经济、政治方针,“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同志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之后,又在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讲话,对严重的困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政冶局常委,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多数常委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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